以公心管人，那么用人的标准就是贤与能。只要有高尚的情操、出众的才能，能够胜任职务，即应人尽其用，而不应顾虑个人与人才的关系是亲、是疏、是仇。在管人用人方面，中国古代不乏“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典范。
《左传》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襄公三年(公元前570年)，晋国掌管军政的长官——中军尉祁奚请求告老退休，晋悼公准请，并询问祁奚谁可接替他任中军尉。祁奚提出解狐可以接任。解狐是祁奚的仇人，但因解狐可胜任这一职务，所以祁奚荐举了他。不巧，解狐未等拜官上任就病死了。所以，悼公再次问祁奚时，他提出自己的儿子可以接任。于是悼公任命祁午为中军尉。荐贤必须出于公心，祁奚从当时实际情况出发，以能否胜任中军尉这一要职为标准来举荐人才，根本没有考虑过是亲是仇。这种毫无忌妒之心，又不怕有人议论的作法，表现出祁奚认真求实地荐举人才的精神。被时人誉为“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孔子闻之，也大加称赞：“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祁奚的字)可谓公矣。”
“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之所以成为春秋时代选人、用人的佳话，是由于自此时起，中国古代的用人制度走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西周时代，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无所谓选与不选，贤与不贤，自然也没有举亲举仇的问题。春秋时代，随着社会的变革，新的官僚制度开始萌生。在官僚制度下，官员与君主的关系，具有了韩非所说的那种主家与佣耕者之间的意味。因此，也就有了选官任官，有了荐贤举贤，而且，从祁奚的这则故事，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封建官僚制产生之初，人们就开始把选举的公平无私作为重要准则，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正因为如此，以后的大臣们便往往以此为标榜，留下了不少“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佳话。
宋朝宰相王旦，德高望重，大度宽容，能知人荐人。前相寇准屡屡在皇帝面前诋毁并经常挑剔、顶撞王旦，然王旦知其才，不但不耿耿于怀，而且竭力保护这个刚直、贤能的同年。王旦曾多次向真宗褒扬寇准，说他“对陛下无所隐，益见其忠直”，屡屡向皇上荐举他。寇准曾被罢枢密使，托人告王旦欲求为使相。王旦惊曰：“将相之任，岂可求耶!吾不受私请。”寇准为此衔恨在心。及宋真宗令予寇准一小官做时，王旦却极力荐举他，说：“(寇)准有才望，与之使相，其风采足为朝廷争光。”于是，真宗任寇准为武胜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寇准受任后，入宫谢真宗，说：“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真宗如实地将王旦荐举他的事情讲给他听，寇准知后既惭愧又叹服，认为自己的气度远不及王旦。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王旦病危，宋真宗将王旦抬入宫中，征询国家要事，其中问道：“万一爱卿身体有不测，朕将天下托付于谁呢？”王旦费力地举起笏板，奏道：“以臣之愚，莫若寇准。”并要皇上宜早召寇准为相。后来，真宗果然任寇准为相。
在用人问题上，像王旦这样大度豁达、容人之过，不以私怨党同伐异的政治家，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如唐朝武则天时的大臣狄仁杰，学识渊博，很有作为，的确是位人才，可他与宰相娄师德长期以来不和睦，狄仁杰为一些意见分歧经常排斥娄师德，假若德高望重的娄师德也采取手段报复或压制狄仁杰的话，恐怕狄仁杰的历史就得改写了。但是娄师德没有这样做，而是顾全大局，宽宏大度，他十分看重狄仁杰的长处，接连向则天皇帝上了十几道推荐书，保举狄仁杰为相，与自己一起共谋国事。新上台的狄仁杰不知内情，依然不与娄师德合作，与之嫌隙很深。一天，武则天问狄仁杰：“你知道我为什么重用你吗？”狄仁杰答道：“我靠文章和道德取得官位，不是那种碌碌无为、依赖他人的平庸之辈。”武则天沉吟许久，说：“最初，我并不了解你，你之所以受到重用，全靠娄师德推荐。”于是，武则天让身边的侍从拿来装文件的筐箧，找出十几篇娄师德的保荐书，递给狄仁杰。狄仁杰一看，十分内疚，深感惭愧。武则天也未怪责他。狄仁杰走出皇宫，深有感触地说：“吾不意为娄公所涵，而娄公未尝有矜色。”不由从内心里敬佩和感谢娄师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