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不久，张之洞又主动邀请《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访问武汉，并给梁启超以格外礼遇。
但正如严复所指出的那样，张之洞以“谈新法为一极时髦之装，以此随声附和，不出于心”。因此，张之洞对于康、梁等人一些激进的文章和言论，张之洞也经常公开表示反对。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深入，老奸巨猾的张之洞深知帝、后矛盾重重，“新旧水火之象”，出于权术的考虑，他千方百计地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四月，张之洞撰写了著名的《劝学篇》，一方面批评顽固派“守旧”不知变通；另一方面又指责维新派“菲薄名教”、“不知本”，公开提出了他所主张的第三第道路，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质上还是实行洋务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其锋芒主要指向维新派。张之洞断言“民政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若人皆自主”，“不尽灭人类不止”，还鼓吹“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祖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正如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所指出的张之洞在戊戌变法新旧两派即将摊牌的关键时刻公开发表《劝学篇》，其目的在于“绝康、梁并谢天下耳”。
张之洞的《劝学篇》不仅在当时受到慈禧太后的充分肯定，下令军机处给各省督、抚、学政各发一部，要求他们“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厄言”，致使《劝学篇》“不胫而遍于海内”，10天之间就三易版本，刊印不下二百万册。当戊戌维新被镇压后，有人提出张之洞曾支持过维新派，应予惩处时，慈禧太后亦因张之洞曾著《劝学篇》，下旨免予追究。
张之洞就是用这种见风使舵的手法来应付当时风云变幻的政治形势的，他不仅使自己保住了显赫的政治地位，而且不断受到慈禧太后的提拔。到张之洞70岁时，竟然被补授军机大臣，后又赐予太子太保的头衔，死后追谥为文襄公。张之洞的所作所为保证了个人的步步高升，但却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危害，于个人名节也留下了不洁的一页。（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