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弟的病因为急性发作，每天仅药钱就得三千多。
明天医院又要交费了，我的工资还要十几天才能发。再说，那点工资能管什么啊？拖着沉重的双腿去了血库。挽起袖子，见两天前的针眼还淤青着，木着脸看着针头再次刺进静脉，红艳艳的血液汩汩流出，无感了。
拿着三百块钱营养费脚步虚浮走出大门。相隔两天再去了血站，又是三百；再隔两天再去，仍然是三百。
节约惯了的母亲平时几乎不用手机，嫌打电话费浪费钱，却为了三弟的病每天一个电话，内容都是一样的。你得想想办法啊，你是他姐姐，你如果不帮他，老三就完了。
姐，实在不行，我去卖掉一个肾。二弟如是说。
我想办法，我来想办法。我这样说。
我能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在夜总会工作的服务员，既无背景又无权利，我还能想到什么办法？但是我不能告诉母亲我没办法，我也不能跟二弟说你去卖肾吧。
原因只有一个，我是那个家庭的长女、我是两个弟弟的姐姐。
我发疯般拨打尼桑的电话，我想请他帮忙借我些钱。我都想过了，只要他能帮我救老三，今后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保证绝不反抗。过去一打就通的号码，这次无论我怎么拨，传来的都是一句冷冰冰的话：你所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
我又去了尼顿公司，办公室的人告诉我，尼顿、尼玛、尼桑三兄弟两天前回老家去了。
这条想得好好的路眼睁睁看着就这么被堵死了。
从公司出来，站在明晃晃的太阳底下，却仿佛置身于冰窑，无意识地拨打着熊得伟的电话，仍然是无法接通。
颓然坐在青石板上，揉着巨痛的太阳穴。毒辣的阳光射在头顶，犹如无数的小针在头皮上扎。
不知怎么走到血站的。护士看着我腊黄的脸，说时间太近，身体还没恢复，不能再抽了，让我最少也得养半年。
半年后我弟弟就死了。我说。求求你，抽吧，没关系，我能扛住。
不行，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作。护士说，收起针管。你回去吧，好好养养，多吃点补血的东西。
身后突然传来疑虑的问话声。你是青桐？
转身看去，一个瘦瘦高高的男人站在面前，却想不起他是谁。
我是桑扎啊，还记得吗？以前你在洗脚城的时候，我每次去洗脚都点你的号。他说。
我哦了一声，脑海里浮起那间水气迷漫的小包房，粉色壁边一张窄窄的腥红色按摩床，我把自己摆在上面售卖。是你，大哥，你来这里干什么？
他看了看我还没放下的袖子，说我来取血，我母亲病了，要输血。怎么？你这是
我苦笑着放下袖子，无奈地说，我弟弟病了，需要钱。
你在哪儿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