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堂大人欲置任某于炉鼎之上乎？
乍闻此言，张佩纶竟倒吸了一口冷气，黑得深不见底的瞳仁幽幽一闪，已是晶然生光！他觑着任令羽道，“治明兄此言何意？”
“幼樵兄相府娇客……”，任令羽伸出根手指点了点自己，又指了指张佩纶，慢悠悠说道，“此事于任某只是揣度，但于幼樵兄……”，任令羽顿了一下，“想必却是心知肚明！”
张佩纶缄默不语，只是用一双晶亮的眸子死死的盯着任令羽看了许久，这才幽幽的道，“初读治明兄所著之《日本兵备略》时，已知治明兄有知兵之能！今日一会，方知治明的才略远非区区‘知兵’二字所能局限！当真是观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如此急智，张某自愧不如！”
话音方落，张佩纶便向任令羽一拱手，黑胖的圆脸上已是一片庄重。
任令羽的面上亦已浮上敬重之色，“幼樵兄不为尊者讳，果然君子坦荡荡，任某佩服。”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区区一句谚语，便等若是承认了李鸿章对自己的任用是别有所图！而李鸿章又是张佩纶的什么人？为人如此坦荡，不由得他任令羽不生出三分敬意，也多少有些明白了那个一生都对那些“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的清流党人厌恶不已的李中堂为何独独会对眼前这个昔年的“青牛角”青眼有加——因为张佩纶活得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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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理想主义者，而另一种人则是现实主义者。
理想主义者往往坚信人生的价值更在于对原则的坚持，譬如宋代那位大名鼎鼎的东坡学士，在他看来，入仕为官的意义就在于使世间百姓的日子能过得好一点——所以当旧党当政时，苏轼就会认为他们抱残守缺，使民不得生息；而当王安石的新党执政时，他又觉得新党的改革过于剧烈，有残民以逞之嫌……
一生都习惯高唱反调的最终结局就是被新旧两党同时排斥，黯然流放海南岛。
而现实主义者则与理想主义者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人生的意义更多的在于目的的实现，而手段和原则则都是服务于最终结果的。和眼前的一切相比，未来的结果才是最重要的，正所谓“忍它、避它、由它、耐它、敬它、不要理它，再过几年且看它”，为了最终目的的达成，忍一些让一些退一些鬼一些，哪怕坏一些又有何不可？
李鸿章无疑是个极为典型的现实主义者，这从他那句著名的“人生如朝露，倘及时得手，作成一两件济世安民大事业，不更愈于空言耶？”就可看出一二。
而张佩纶则是个标准的理想主义者，就任令羽看过得记载而言，这位昔年的清流领袖无论春风得意还是仕途坎坷，都始终不改其在儒家传统道德上的坚持，无论是当年初入御史台时以一管狼毫向涉嫌贪腐的户部尚书王文韶发起的挑战，还是后来庚子国变后“咳血升许”，单骑北上重入李鸿章幕府以“累画勤王和戎之策”，也都是出于对儒门“家国至上”传统的坚持。
而李鸿章之所以对张佩纶倍加欣赏与爱护，固然有当年与张佩纶之父张印塘并肩战斗的情谊在，恐怕更多的还是出于对后者“实心任事”的人生态度的赞赏，以及对张佩纶“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理想的心有戚戚。
理想主义者张佩纶所追求的“家国天下”，恰恰与现实主义者李鸿章所奋斗的“济世安民大事业”相互重合，这恐怕才是老李一生都对张佩纶青眼有加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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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尊者讳？治明兄谬赞了……”，张佩纶温和的道，“张某只是不愿治明兄对中堂暗生怨怼，徒然生分了而已。须知治明兄的才干，中堂也是相当赏识的。”
“中堂与你我不同”，张佩纶继续劝慰着任令羽，“张某早已是昨日黄花，而治明兄毕竟也是刚刚游学归来。须知官场上枝蔓纵横，倾轧皆在暗处，雾里看花，敌友难辨，中堂之所以待治明兄如此，也实在是有他自己的苦衷。”
“幼樵兄放心，这一节上，在下还是明白的。”，任令羽轻轻点头——他的愤怒本就不是来自于对被李鸿章算计的怨气，而更多的还是源自于对未来的迷惑与彷徨。
“在下之所以心生愤懑，更多的还是来自对我大清东边那个邻居的担心。”，任令羽已经微微蹙起了眉，“自光绪十四年我北洋海军成军以来，三年间倭寇水师已由英吉利和法兰西国添购新式快船3艘，其本国亦有2艘快船在建，再加上任某所献的那艘船模，倭寇水师之战力已渐凌驾于我北洋海军之上！而我北洋海军这三年来却未添一船一炮！”
“任某此次归国，乃是白身报效，本就不能使我北洋海军在船械上略有增添。如果再因任某的任用，而使我北洋海军又添内耗，那任某岂不是家国罪人？”，说道这里，任令羽的眉头已经皱成了一个川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