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o年5月，大明帝国的都北京，宣武门内东城隅，耶稣会中国传教会花了五百两银子买下的宅邸内，利玛窦神父已经身染重病，躺在床上无法视事了。
他的病是每天忙于工作积劳成疾累出来的，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接待来访者，拜访各家高官文士。利玛窦每一天都安排得满满的，甚至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他通常一天要收到二十来张帖子，遇到特殊的日子，例如在新年，一天要见一百多位客人。利玛窦还要遵照最起码的礼貌，进行回访。尽管这些社交活动让人十分劳累，还要有长时间的谈话，然而利玛窦现这些往来对传教事业很有价值。所有来的人都因此而接触到了天主教。
利玛窦刚刚到达了明帝国的都，实现了他长久的愿望后，以他敏锐的观察力现了明帝国的正处于危机中。几年来人们一直在说服利玛窦:要想在中国传播天主教，最重要的是要获得皇上的赞同。有了这把保护伞，刚刚起步的教会就能躲开那些不友好的官员的干涉。传教事业一旦获得了皇帝的同意，就可能形成一个颁依天主教的运动。在对现实中的政治形势有了第一手的了解之后，利玛窦产生了修正传教策略的想法。利玛窦亲眼看到了皇上的真实情况:万历皇上不是一位有权威的帝王，而是一个**、懦弱的君主，是一个行将灭亡的帝国统治者。整个帝国被一群太监把持着，即将走入其死亡之路。
利玛窦的天主教传教工作从此开始转向重视文士阶层，从而影响到朝廷、地方官员和底层百姓。他的传教策略是成功的。在韶州的时候同会神父一度只剩他一个，到他死的时候，他已经在中国建立了四个耶稣会的传教点——教堂住院，拥有58个欧洲神父，将近2ooo名的信徒。信徒中最重要的都是进士、举人、生员以及现任官员，看起来人数很少，影响却很大。
现在，他即将告别自己一手创立的中国传教事业，去向上帝汇报工作情况了。
利玛窦强撑着身子起了床，在十字架面前坚持做了最后一次晚间祷告。他几日前服了京城名医开的一服药方，病情不但没好转，反而日益恶化。这时他预感到自己将寿终正寝，在刚刚被指定为中国传教会下一任会长的龙华民神父搀扶下躺到了床上。
利玛窦叹了一口气，用拉丁语对龙华民说：“我已经听到上帝的感召了，亲爱的尼可拉斯，我在中国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利玛窦衰弱的眼神忽地又出了明亮的光：“我好像听到巴拉达斯兄弟的声音了。尼可拉斯，请您去看看，是否是他来了？”
龙华民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地区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1582年加入耶稣会。1597年前来中国传教，先到达澳门，主持广东地方的教务。在传教方式上，他采取了与当时大多数来华传教士不同的道路。他主张公开走向社会，展教徒，要求入教者必须抛弃传统的中国习俗，和利玛窦尊重中国风俗和缓进的传教方针是不一样的。但他对于利玛窦的尊重是自内心的，中国传教会有今天的格局，全靠了利玛窦的努力。
他点点头，起身出门，没多久带着神父庞迪我、台湾主教巴拉达斯、中国籍修道士费藏玉、钟鸣仁等来到了利玛窦病榻前。
众人划着十字，利玛窦点头微笑，迫不及待地问台湾主教巴拉达斯：“你的那位爱好科学的主人，是否已经答应了我们在琉球开设教堂的请求？”
巴拉达斯恭敬地回答：“尹船主已经答应了我们在那霸港建教堂的请求。不过，同时，他也让荷兰人在台湾建立新教的教堂，让犹太人建造他们的会堂，还有佛教徒、道教徒、伊斯兰教徒的庙宇，在台湾已经全面开禁。”
利玛窦往后躺倒在床上，叹了一口气：“看来，中国沿海的实际上的统治者，对于宗教并没有倾向性。那么，他只是喜欢我们带来的欧洲的科学，而不是我们的宗教？”
“看样子确实是这么回事。”巴拉达斯从怀中逃出一本书，递交给利玛窦，不过利玛窦已经没有力气看了，只是顺手翻了一下。
“尊敬的利基神父（利玛窦原名），这本书就是台湾永活字印刷的《几何原本》。”
利玛窦非常吃惊地说：“难道台湾已经翻印了《几何原本》？是徐保罗教友（徐光启）提供的手稿吗？”
巴拉达斯摇摇头：“不是，这是尹船主从日本回来后，从葡萄牙文本的《几何原本》翻译成中文的，翻译的内容并不全，只占原篇的二分之一左右。这个版本与您和徐保罗教友翻译的版本不同，侧重与数学原理和实例的练习，是用来在尹船主的学校中当做教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