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带兵血洗北宫、吓得天子出逃的其实也是忤逆以上犯上。袁绍、袁术此前兵击北宫，令使天子在宦官们的挟持下被迫出逃，故车骑将军何苗也可以说是因此而死，便不说袁绍兄弟逃离了洛阳，就算没有逃离，又就算董卓没有进京，恐怕时任太傅的袁隗早晚也会行此废立之事。
做皇帝、当天子的，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臣下犯上。臣子冒犯皇家的尊严，挑战皇家的权威，这是任何一个帝王都不能接受的，而袁绍在被宦官们逼上绝路后，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带兵血洗北宫，使得天子被迫逃亡，这已经不单单是在冒犯皇室的尊严、挑战皇家的权威了，这已经是在危及皇帝的生命安全了，皇帝年少的时候还好，当皇帝成年后，他早晚会因为这个巨大的阴影而对袁绍、对汝南袁氏发难的，汝南袁氏为保住富贵，袁绍为保住性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做权臣，找个机会把皇帝，也即刘辩废掉，再扶立一个新的天子。
所以说，不论是往之前说，还是就现在说，看起来是袁绍兄弟被逼上了绝路，而实际上整个的汝南袁氏家族也同样地被袁绍兄弟逼上了绝路，为了富贵、为了宗族，袁隗只能配合董卓。
董卓身边亦有能人，比如他重用的谋士、他的同州人贾诩就是一等一的智士，贾诩肯定也看出了这一点，料到了袁隗不会反对董卓废立天子，而董卓大约也正因此才会把废立天子的计划堂而皇之地递给袁隗，而袁隗也确如他、或者说是贾诩等谋士的预料，默认同意了此事。
董卓进京，彻底剥夺了汉帝、太后残余的权威，摧毁了腐朽衰落的旧皇权，使困扰东汉社会百年之久的宦官、外戚专权问题，初步得到了解决。董卓及其凉州武人集团，在东汉帝国崩离之际得以发挥关键作用。究其原因，似取决于他们特殊的地域、文化乃至民族背景。
先生指出：东汉政府将羌人安置于帝国境内，造成了凉州等边疆地区汉人的“蛮夷化”。余氏所谓“蛮夷化”，相当于本文讨论的“羌胡化”。而本文一个基本结论就是：包括董卓集团主要成员在内的凉州武人阶层，缺乏学术而擅长武力，明显带有“羌胡化”的倾向。
唯其如此，董卓在以强力手段颠覆东汉皇权的同时，又完全破坏了最基本的社会秩序。凉州秦胡兵肆虐于洛阳，在关东地区引起广泛的恐慌和敌意。董卓敢于行废立之事，敢于逼太后归政，敢于挟献帝迁都，敢于黜汉帝尊号，动摇东汉国本，开启代汉过程的第一步；却又无法长期立足关东，无法“移神器于己家”，完成代汉过程的第二步。他的活动，只是为曹操等关东势力开闢了道路。
曹操由讨董卓起家，实际上又继承了董卓的政治遗产。应劭称董卓“百官总已，号令自由”；范晔则云：“自许都以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董卓、曹操皆以宰相的身分，挟天子以令诸侯。黄山谓曹操“甘心为卓之所为”，正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陈寅恪先生将魏晋统治者曹、司马二氏，划分为“非儒家的寒族”与“儒家豪族”。
我想说明的是，曹操出身寒族，却周旋于党人名士之间，与儒家豪族人物，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精通兵家韬略，又留意于儒学名教。“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交替为用，相得益彰。所以，曹操不仅得到非儒家寒族的支持，而且得到众多儒家豪族的支持，其政权具有比董卓政权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曹操在政治上的成就，也大大超过董卓。他利用虽无权威却仍为名义所在的汉天子，树立了足以威慑、统制北方的新皇权，进而为曹魏代汉奠定了基础。
最后附带指出，董卓代表凉州及西北边郡武人集团的利益，而在他执政期间，尤其是迁都关中之后，整个武人阶层的政治、社会地位，都有显着的提高。曹操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群雄逐鹿中原。在曹氏政权之下，武人阶层仍得以长盛不衰。此事影响所及，魏晋之际的大族名士，为获得政治上的发达，及维持家族的显贵地位，亦纷纷担任武职，追求军功，“儒家豪族”呈现令人瞩目的武人化倾向。司马氏灭蜀之役，邓艾、钟会二士争功。邓艾是寒族武人，钟会则为大族名士。至于河内司马懿，虽以文学起家，却又长年征战，凭借军功营作家门，最终取得代魏的资本，更是“儒家豪族”武人化的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