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士元不是主印者，待其受杖刑后出狱，郑士利才敢上书，言空印之冤。
因朱元璋说过假公言私者罪，故只有等其兄案子结后才敢说。他认为皇上不知空印是惯例，不能因空印而杀无罪者，他解释所以有空印文书的原由。
他上诉状说：“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较书策，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纵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钱谷之数，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数难悬决，至部乃定。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久，何足深罪？
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词？朝廷求贤士，置庶位，得之甚难。
位至郡守，皆数十年所成就。通达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复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材乎？臣窃为陛下惜之。”
我们即使如今来分析郑士利这一番话，讲得有理有据，错在朱元璋这一边，他因为没有据实调查，就草草下结论，事实滥杀无罪之人。
郑士利与方克勤是同乡，都是宁海人，方克勤是在洪武八年（公元一三七五年）春入觐，朱元璋亲自宴劳遣还，过了五月间，因属吏程贡不职被笞，查问此事的御史为了包庇程贡，反摘方克勤私用仓中炭苇事，坐谪江浦。
次年，空印事起，方克勤再次被逮，九月死于狱中。因空印而冤死的当时就有好几百人。
郑士利这份奏疏，最终还是到了朱元璋那里，史载：“帝览书，大怒，下丞相御史杂问，究使者。士利笑曰：‘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狱具，与士元皆输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
看来皇帝当时犯了错误，他也意识到自己错了，要他认错也难，但是非后人自能评定。
凡钦定案子大多有错，朱元璋亦不让别人说话，他死后自有人论其是非。
前代是如此，后朝何尝能够例外，是非自有客观标准，说清楚它，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所以时间自然有真相，就是这个意思，当时你没机会和地位说道理。
尽管如此，空印案还是对当时社会的贪污行为产生了警示作用，说明朱元璋在吏治问题上是非常严厉的，对吏治中的各种弊端仍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叶伯巨与郑士利是同乡，他们两个人的上书，都在同一时期，也许都与空印案有关，尽管他们讲得都有理，但撼动不了朱元璋借此整顿吏治的决心。
事实这不过是一个借口，去杀一群贪官，至于真像，皇帝是真讲道理的人，就不叫孤家寡人。
下一则也是当时有名的郭桓案。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公元一三八五年）。
郭桓当时是户部侍郎，其职务相当于现在财政部副部长，引起这件案子的动因，是朱元璋怀疑北平二司的官吏李与赵全德二人和郭桓一起作弊，盗官粮七百余万石，下令法司部门拿人拷讯。
案子牵涉直省官吏（相当于今各省、市、县各级官吏），因此拟罪的多达数万人，自六部的左右侍郎及诸司皆不免，核赃所寄借遍天下，结果是造成中人之家以上，大抵皆破产，看来这个案子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
这个简单的贪污案子，居然会株连那么多人呢？
朱元璋的《大诰》第二十七，《问赃缘由》中讲：“如六部有犯赃者必究，赃自何而至，若布政使贿于部，则拘布政使至，问斯赃尔自何得？必至于府，府亦拘至问赃何来。必至于州，州亦拘至，必至于县，县亦拘至，必至于民。至此之际，害民之奸，岂可隐乎？其令斯出，诸法司必如朕命，奸臣何逃之有哉？呜呼！君子见而其政尤勤，小人见而非心必省。”
这一段话，实际上是朱元璋口谕的记录，如果真要如此认真执行起来，无论那一件赃案要上下左右，以此类推的话，如果逐步往下追的话，这样做株连的人就多了。
你不株连，这样就此做罢，其它人就会有侥幸心理，只要楼不倒，便不会有事。
如果这样做，可能会有刑讯逼供信，会出错案、假案，也会有人乘机报复，如果做有罪推定，可能扩大打击面，人人自危，如果做无罪推定，那么许多问题都被掩盖过去了。
这对当时的执政者而言，确实也两难。
正如处理裸官问题那样，裸官中肯定有贪官，并且确实曾经有人把非法所得事实转移，偷逃去国外挥霍并逍遥法外，但裸官并不全都是贪官，困难是阵线不明，有的还是好官，是难得的人才，问题是如何区分阵线，唯其如何才能稳准狠地打击所有的贪官污吏，这迄今仍是一个尚未解开的难题，目标是以最小的打击面取得最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