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从此袁可立这位力图远离党争的正直大臣，最终还是走上了对抗阉党的前台，每议事与阉党“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
天启六年（166年）十一月，袁可立抗疏道：“此非挂冠神武门时呼？”。
阉党益怒，派出大批爪牙对袁可立“卒日环伺公门，思坐以不法”，但终因袁可立清正“而无可乘借。”。
后来九卿公推袁可立南京户部尚书，再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遂被魏忠贤从中作梗排挤出朝。
魏忠贤以自己的心腹刘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天下兵马大权二人一手握定。
自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忠贤推戴之势成矣。
看到此局的黄道周说：“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
魏忠贤与东林党的斗争已超出朝廷可控的范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魏忠贤在用刑狱对付反对派官僚的同时，还命其党羽编纂《三朝要典》，重新记述和评价历史有疑点的明代“三案”，为打击异己制造民众的舆论。
魏忠贤的地位不断提升，相当一部分官僚出于各种原因，向他靠拢，协助他控制局面，打击反对派，他们被称为魏党或阉党。
这世上少有真之灼见之士，多有趋炎附势之奴。
天启五年（165年）以后入阁的大臣，大多为魏忠贤的党徒。这里包括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以及魏忠贤被罢以后入阁的来宗道、杨景辰等人。
表现最突出的当数顾秉谦和魏广微。
顾秉谦为首辅，掌拟旨批答，朝廷有一举动，则归美魏忠贤。
魏广微呈寄魏忠贤书札，称“内阁家报”，当时人叫他“外魏公”。当时嚣张跋扈，横行于世的魏忠贤的党徒，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
“五虎”为文职，包括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一年内由太仆少卿六迁至工部尚书的吴淳夫、一年内由太常少卿升至兵部尚书的田吉、太常卿倪文焕、左副都御史李夔龙。
“五彪”为武职，包括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锦衣卫指挥崔应元、东厂理刑官孙云鹤和田尔耕的心腹杨衰。崇祯初年清查“阉党逆案”的结果，一共清查出首逆同谋六人，交结近侍十九人，交结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颂四十四人，共计二百五十八人，如果加上“漏网”五十七人，那么共计三百一十五人。
可见“阉党”声势之大。
居“十狗”之首的是周应秋。此人善烹饪，魏忠贤的侄子、肃宁伯魏良卿最喜欢吃他烧的猪蹄。
他升至左都御史有赖于此，被人称作“煨蹄总宪”。
十孩儿四十孙更是人品繁杂多，为市井流氓头目，混社会的地痞流氓之首。
如李蕃、李鲁生由知县分别擢御史、给事中。他们先投靠魏广微，魏广微失宠，改投阁臣冯铨，冯铨失宠，又投靠崔呈秀，因而被讥称为“四姓奴”。吕布还仅仅是“三姓奴”。
魏忠贤的党羽党徒，还为魏忠贤建立生祠。
最先建生祠的是浙江巡抚潘汝祯。他假借机户恳请，建祠于西湖，建成后上疏，请熹宗赐匾额。熹宗名之曰“普德”。作为对此举的鼓励，潘汝祯升为南京刑部尚书。而浙江巡按的奏疏晚到一天，竟被罢官。
此例一开，兴建生祠立刻成为风气。全国各地都争先恐后地为魏忠贤建生祠。
辽东巡抚袁崇焕也是较早为魏忠贤请建生祠的官员，只是崇祯即位之初，错误地将边事委之于崇焕，没有进行深究而已。
为什么袁崇焕也要依靠这种手法？其实多一个朝中依靠比多竖立一个敌人好很多，这个事实谁都能懂，这叫靠着一个，也要挨着另一个，自己就不会倒。
其实跟风吃屁，拍马溜须的举措，没有先师引导是徒子徒孙没有得传承的。
由此近代的一群小人很懂得这一手的，都是深谙此道。
确凿的证据表明袁崇焕在人品上大节有亏，与满清政府在“文字狱”时期所杜撰出来的“反间计”并不相符，清政府说他是不得已才附和阎鸣泰建祠，这种说法显系狡辩，不能服人。
如此说来哪个人不是不得已迫建祠呢，连强盗也都是因为贫穷不得已才为盗的。
当年孙阁老在辽东的数年布局，使袁崇焕在宁远打了一次胜仗，又因为他献媚阉党而得到事实上的升迁，但魏忠贤很快就发现他不是守边的料，即使建祠也坚决又把他拿下来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