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流看似是个贴身萌宠+僚机，在我看来还有深意。
他就是一颗至纯之心。良知只是的是非之心，是非就是个好恶。向飞流这样一切不讲利弊全凭好恶，像是物理里绝对光滑表面，一个不切实际的极端模型。
梅长苏没有劝住靖王去救卫铮，同时也未自己劝服不住自己而懊恼的时候，飞流直接回了一句“不用”。小苏苏立刻领悟，是自己想多了。
但毕竟，飞流是个极端的例子。与之很像的，就是不那么极端、但也很典型的犟驴子靖王。
心是纯善，但磨练太少，做不到知行合一。明明知道意气用事如以卵击石，但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只有穷尽事理，才能充分发挥天性。他比梅长苏缺的，恰是心中没有足够的良知，这良知需要从外面包罗万象中求取，实践笃行，格物致知。而不能约束自己、任情恣意，也是因为不能从我们内心的良知上精细洞察天理。
于是小苏苏第一次发飙，就大骂他没有脑子。对于一向敬守此心，惊雷崩于前而不改于色的小苏苏而言，这是难得的一次情绪失控。
要知道，之前靖王一次次质疑他的人品，他也不曾恼怒，该献策献策，该讲理讲理。
先是犟驴子靖王误以为梅长苏以郡主当棋子来兴师问罪立规矩，小苏苏并不为自己辩解，那不重要，重要的是让靖王知道该怎么做。
然后是犟驴子靖王误以为梅长苏献策炸毁私炮坊来构陷太子，小苏苏也并不恼怒，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想好下一步还要做什么。
这些只是权谋吗？
那么再看梅长苏的权谋与本心。
梅长苏和靖王都知道共同的目标是什么，但是靖王并不知如何实现，而梅长苏知道。
他既知道目标的光明与正义，
也知道将遇到的艰难与险阻，
知道对手的狠辣，
知道事情的复杂，
知道要付出的代价，
知道要做出的牺牲，
知道要让心如何变得更加坚韧，
知道要如何为朋友挡住风雨。
他知道这个国家需要怎样的统治者，于是要帮靖王守住真性情。
也知道要到达彼岸不可能没有牺牲，沾满鲜血的事，留给自己好了。
飞流贵在至纯之心，但心中无事，无知无行。
靖王贵在时事烦扰中仍能时时照见本心，但未能“集义”，未能事上磨练，知是良知，但终究太少。
夏江问题在持心不纯，虽有谋略，但信念的根基并不稳固，虽致知，但非致良知。
梁王问题在私欲遮蒙，无法用良知做判断，或者说，全然不顾良知的判断。
唯有梅长苏，既怀敬心，又时时集义，不是空谈大义的理论家，致知力行二事，当齐头着力去做，不是截然为二事。
若无权谋，则行无果，也不算真的知。
不仅知事，更懂知人。
所以他懂飞流，懂靖王，
懂朝臣之心，懂宫羽之情，
懂夏江，懂梁王，
懂皇子争权，懂党争倾轧，而且把这些人和事都放在心上，又不掺入心里。
这颗赤子之心，让我想起阳明先生临终的遗言，只有八个字：
此心光明，亦复何求。
陈安隅觉得还能从赤焰军到长林军：评《琅琊榜》
r子曾经曰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
合法性是权力的基础，简单地说，权力只有被人所认可，才能够正常发挥作用，认可程度越深，能够正常发挥的作用就越大，所谓的名正言顺，说的就是具有合法性的权力正常发挥作用的状态；反之，如果缺乏合法性，就会出现名不正言不顺，及其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梁帝就是一个名不正的皇帝。
景运二十六年，尚是皇子的梁帝遭人陷害，屠刀悬颈，因为林燮之力而侥幸生还；二十九年，五王之乱血洗京城，在林燮和滑族的拥立下登基。可见，梁帝本来应该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在政治上极为弱势，能够登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缘际会，强行为之。所以，当时的梁帝虽然贵为九五之尊，但是，权力的合法性很成问题。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梁帝在登基不久就急于和有拥立之功的玲珑公主翻脸，为的就是要让自己和异族划清界限，从而尽可能淡化名不正的嫌疑。
开文十年，西境失守，金陵围城，必须林燮自北境千里勤王，血战三日方才平定动乱，足以说明梁帝在失去滑族势力之后力量单薄，可以依仗者唯有林燮，反过来再次印证梁帝对自己权力合法性是何等在意，因为梁帝不可能不知道与玲珑公主翻脸要付出削弱自己实力的代价。
这次动乱暴露的真正本质是：因为名不正，梁帝反对者众多，皇权不稳。
梁帝的解决之道是通过攘外强化自己的权威，从而达到安内的目的。于是，林燮频繁率军出征，后来甚至敢于和强悍的大渝皇属军交战。在这个过程中，赤焰军实力越来越强，终于成为大梁第一王牌军。
林燮坐大，梁帝暂时隐忍不发，原因有二：第一，边境安定推动国内形势的好转，皇权也因此稳固，梁帝也是受益者；第二，当时还没有合适的皇室成员，林燮难以废立。所以，这个时候二人实际上处于一种互相依存的平衡状态。
梁帝名不正，对内缺乏建树，局面难以起色，反过来使得名不正饱受非议。所以，反对梁帝就能够彰显一种合法性，皇长子祁王正是因此而崛起，声誉日隆。
因为无论是就继承序列，还是自身素质，祁王已经具备了获得合法性权力的资格。连当时最有分量的大儒黎崇都已经认可祁王，当时的祁王如果取梁帝而代之，登基称帝，权力合法性应该没有多少问题，情况至少比当年登基的梁帝要好得多得多。
因为梁帝名不正，所以，当时的林燮本质上是一个擅自拥立的跋扈武将形象，权力合法性也很成问题，如果拥立祁王，就能够在新君的合法性权力作用下逐渐转变为一位翊戴名帅。所以，林燮倒向祁王并不仅仅是因为祁王是宸妃林乐瑶之子，还有为自己正名的考量。反过来说，梁帝对祁王、林燮的猜忌不是没有道理，赤焰案的发生也不是偶然。
悬镜司实际上是直接隶属于皇帝的秘密警察机构，是保卫皇权的一道重要屏障。祁王请求裁撤悬镜司，兹事体大，不可能是祁王一个人的意志，背后应该有林燮的意思。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悬镜司如果裁撤，梁帝就是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剩下的就只有禅让退位一条路可走。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正名，当时的林燮已经迈出了与梁帝分道扬镳的关键一步。双方互相依存的平衡状态终于被打破，赤焰案爆发。
因为赤焰案公开的性质是林燮谋逆事件，而林燮不但是梁帝的拥立者，而且一度是梁帝最信任的重臣，所谓亲密战友是也，所以，剪除林燮，对于梁帝而言，无异于有否定自己的意思。这样一来，梁帝再一次暴露了自己名不正，也就是权力缺乏合法性的老问题，所以，赤焰案虽然消除了危机，却也留下了隐患。简单地说，梁帝不可能大刀阔斧地整肃朝纲，激浊扬清，从而中兴大梁，因为名不正。
心知肚明的梁帝干脆就纵容皇室、官僚集体贪腐，于是，赤焰案之后的大梁政治腐败日益加重，终于到了难以附加的程度。大家几乎都在投机、贪腐，终于形成太子、誉王两大投机、贪腐集团。谁的手都不干净，谁也没有足够的底气，太子自不必说，誉王虽然有些许礼贤下士的名声，但是，骨子里是什么货色大家也是心照不宣，正因为如此，梁帝的制衡之术才能够玩得转，皇权反而稳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当年的祁王、林燮集团一脉相承的赤焰军残部获得重新整合的契机。江左盟其实就是以赤焰军残部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准军事组织，所以，能够在短短数年时间里就崛起成为江湖第一大帮派，甚至控制江左十四州，影响之大居然要梁帝派誉王亲自巡视、安抚。
大梁政治腐败成为共识，相反，江左盟却通过琅琊阁的炒作宣传树立起高大上的政治形象，所谓的江左梅郎，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云云，真正要强调的与其说是一种能力不如说是一种资格，简单地说，只有与江左梅郎、麒麟才子合作得到的权力才具有合法性，说白了就是赤焰军残部对于未来属于自己的权力的合法性的提前塑造。
梅长苏施展麒麟手段，太子、誉王终于倒台，所谓的麒麟手段真正的厉害之处在于不但要打倒政敌，更是要搞臭政敌，当然，政敌也确实够臭，所以，每次都是满城风雨，甚至朝野哗然的效果。通过一桩桩触目惊心的案件，梅长苏再一次成功地将朝野上下的目光聚焦到大梁政治腐败的问题上来，矛头直指梁帝。既然梁帝执政导致政治腐败，那么，反对梁帝就可以获得一种合法性，梅长苏的做法和当年的祁王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形式上的区别在于，祁王与梁帝针锋相对，而梅长苏则通过太子、誉王间接针对梁帝，更迂回。
太子、誉王倒台，靖王崛起，所以，否定梁帝的最大受益者是靖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靖王对于重审赤焰案比梅长苏还要积极，因为通过否定梁帝，靖王可以快速建立权威，为自己继承皇位铺平道路。
赤焰军当年应该是一支有争议的团队，一方面安邦定国，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因为实力强劲，难免桀骜不驯，林燮的跋扈其实就是整个赤焰军的代表。赤焰案之后，梁帝为什么放心将靖王派到军队之中，因为当年赤焰军树敌太多，所以，与赤焰军关系密切的靖王不可能真正融入军队，形成势力。
正因为如此，对于靖王来说，赤焰案可以重审，但是，赤焰军却不可以重建，微妙的取舍之间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权力合法性原则，于是，靖王登基之后，赤焰军终于完成了多重使命，正式退出大梁的政治舞台，长林军应运而生。
综上所述，这便是陈安隅觉得这部剧值得拍的原因。
，反对梁帝就可以获得一种合法性，梅长苏的做法和当年的祁王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形式上的区别在于，祁王与梁帝针锋相对，而梅长苏则通过太子、誉王间接针对梁帝，更迂回。
太子、誉王倒台，靖王崛起，所以，否定梁帝的最大受益者是靖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靖王对于重审赤焰案比梅长苏还要积极，因为通过否定梁帝，靖王可以快速建立权威，为自己继承皇位铺平道路。
赤焰军当年应该是一支有争议的团队，一方面安邦定国，功不可没，另一方面因为实力强劲，难免桀骜不驯，林燮的跋扈其实就是整个赤焰军的代表。赤焰案之后，梁帝为什么放心将靖王派到军队之中，因为当年赤焰军树敌太多，所以，与赤焰军关系密切的靖王不可能真正融入军队，形成势力。
正因为如此，对于靖王来说，赤焰案可以重审，但是，赤焰军却不可以重建，微妙的取舍之间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权力合法性原则，于是，靖王登基之后，赤焰军终于完成了多重使命，正式退出大梁的政治舞台，长林军应运而生。
综上所述，这便是陈安隅觉得这部剧值得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