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动就要行动。这个“行动”的第一步，就是想象与构思不能没有想象。跟其它的小说品种一样，小小说也是虚构的产物。既然是虚构，就离不开想象。当然，仅仅依靠想象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构思。在我看来，想象与构思，不完全是一回事。我把想象看成是一个偏向感性的过程，把构思看成是一个偏向理性的过程。杨晓敏先生在《小小说是平民艺术》一文中说：“所谓精品，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艺术趣味同理性思考结合得水**融。”这句话概括得非常精辟。由此说来，摆布好想象与构思的关系，是一篇作品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从草稿到作品，一条跪着走完的路。”一位西方作家说过这样的话。这句话所隐含的前提是，任何一篇小说都不是完全描摹生活中真实的事件和真实的人物。这里需要有一个“发酵”的过程。没有想象与构思，这个发酵的过程是不可能完成的，所谓的“酶化”也只是一句空话。
在我的创作当中，就有许多“跪着走完的路”。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这样的作品也有很多。杜拉斯的《情人》，经过反复修改，“每一段，每一句都重新安排过。”迪伦马特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跟《情人》的篇幅差不多，都是6万字左右，竟用了很多年才完成。还有王小波的那篇仅仅3万多字的《黄金时代》，作者从20岁就动笔，将近40岁才写完，“期间几次重写”。这说明，作者的想象与构思，有时是在写作的途中不断完善不断改进的。这同时也说明，想象与构思的过程，绝对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的。
在我的朋友当中，薛涛是一位想象力非常丰富的小小说作家。他的《黄纱巾》就是一篇想象的杰作。生活中有很多在服装市场上卖货的中年人。这样的中年人，在人们的视线中经常出现，毫无希奇之处。薛涛肯定见过这样的人，也肯定见过那条像黄蝴蝶一样在风中飘舞的黄纱巾。薛涛在谈到这篇作品时说：“应该有一个清纯的女孩喜欢这条黄纱巾，也应该有一个美丽的故事在女孩和卖黄纱巾的中年人之间发生。”这就是想象。接下来，他借助一个小巧的构思把女孩和中年人永远联系在一起了，使飘舞的黄纱巾，成为小小说创作领域一道耀眼的风景。而弥漫在作品中的那种美好的情愫，将永远地拨动读者的心弦。
中国小小说大家族联谊会结束以后，我路过北京，在鲁迅文学院，又一次见到薛涛。晚上跟几个朋友在一起小聚的时候，薛涛接到了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电话里的女人用哀怨的语气说，难道你把我忘了吗？薛涛一再声明对方打错了电话，可对方还是反复打来。薛涛对大家说，这就是一篇小小说。他说，我想让一个多情的男人，接到这个打错的电话之后，去跟那个女人见面，由同情而产生感情……作品的结局呢，却是男人给女人打电话，用哀怨的语气对她说，难道你把我忘了吗？
薛涛的想象力让我多少有些吃惊。但同时我也知道，要把他的想象变成一篇真正的作品，还需要理性的参与。构思的落脚点在于，作者想通过这样的情节安排，向读者传达什么样的信息。这也就是杨晓敏先生所说的“让读者在欣赏过程中，唤起形象思维，潜移默化地受到某些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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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纱巾
薛涛
女孩放学要经过一个小小的服装市场。这天，女孩忽然看见了一条黄纱巾，她喜欢极了。于是，女孩停住不走了，她呆呆地看着黄纱巾。卖货的是个中年男人。“哎，买下吧！孩子，就剩它一条了，只卖你10块钱。”看着漂亮的黄纱巾，女孩无奈地摇摇头。钱，女孩没有。“你可以向家里要嘛，我给你留着，看得出你很喜欢它。”看了好一会儿，女孩才恋恋不舍离开了。
整个晚上，女孩都很想向家里要钱。可最终，女孩也没敢提买黄纱巾的事，并发誓永远不提这件事。因为她知道，她家里太穷了。
第二天，女孩再走过小市场时，远远就看见黄纱巾还在那飘舞着，就像一只黄色的蝴蝶。女孩远远看了一会儿，才慢慢走近它。
“带钱来了吧？”女孩摇摇头。中年人抚摸着这条黄纱巾并看看女孩，又想象了一下，觉得女孩与黄纱巾搭配在一起是很绝妙的组合，就很替女孩惋惜。“咳，你喜欢它，是吗？”“嗯，是的。”女孩认真地点了点头。看了好一会儿，女孩就准备离开了，因为她知道她注定买不下它，还不如早一点儿走开好。女孩刚走开，中年人就摘下黄纱巾，并追上女孩，“孩子，送给你的。收下，你围上它肯定好看。”女孩连忙说：“不，我不能白收人家的东西。”“白收？是我愿意送的，是我自愿的。”“不能。那样我会很难受的，比得不到它还难受的。”说完女孩就跑开了。跑了一会儿，女孩又回过头说了：“叔叔，谢谢你，反正站在我们家山坡上能看见它，我能看见它，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