纣王也是一个悲剧人物
那么，为什么纣王会被描述得如此不堪呢？
这不得不从纣王本人谈起。《史记·殷本纪》说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自然是个有勇有谋、文武双全的大丈夫。只可惜，也正因为具备这些过人的才能，他便骄傲自大，听不进别人意见，有着“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的坏毛病，“以为皆出己之下”。
同时，他还有“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的毛病。身为一个君王、一个英雄、一个男人，这些毛病也不算太大的毛病，绝非后人夸张得那么荒淫无耻。商朝人好酒，喜欢以酒佐餐、聚众豪饮，这是那个朝代一贯的风气。从出土器物来看，商朝后期的饮酒器具明显激增，这表示社会饮酒之风蔚然。也就是说这可能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也不足以亡国。
如果说他的时代刑罚过重，也欠客观和公正。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征，我们总不能要求他文明执法，用电椅或静脉注射吧？在此，不妨以事实说明。《尚书·大禹谟》里载，夏朝已有“五刑”制度和“夏台”监狱。除了砍头外，那时还有烹煮、醢刑(把人剁成肉酱)、车裂、腰斩、绞杀、烧死、弃市、灭族等各类残酷的刑罚。也就是说，这些刑罚并不是商纣王独创发明的。该不该对他的政敌或罪犯处以这样的刑罚，那就是司法制度的问题了。
再举个例子，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刑罚。《韩非子》记载：“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这是轻罪重判，当时子贡以为罪轻而罚太重，便去问孔子。孔子却认为制定此种刑罚的人是了解治国道理的。因为如果扬灰时恰遇过路人，使其满面蒙尘，那此人必定发怒，怒就会斗殴，因殴斗罪，按当时法律要灭三族。所以，弃灰于道看来过错轻，实则重，这样的重刑很有道理。因此，《尚书·康诰》才会赞曰“殷罚有伦”。这就说明，商朝的刑罚看似野蛮，但有合理之处，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
也就是说，他绝不是无道之君，可他为什么还是失败呢？
根据史料分析，除却诸多不确定因素外，最大的可能就是周武王发动的政变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投机性。当初纣王杀比干、囚箕子，可能只是政见不同罢了，但对微子(他的亲哥哥)却没有防备。后来微子竟背叛了他的兄弟和国家，引狼入室，难怪**都骂他是个汉(商)奸，感叹“微子最坏！”
实事求是地讲，纣王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当时商朝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他的军队都装备着先进的青铜兵器和盔甲，而且他的作战部队中还有“象队”这样的特种部队。古书上就有“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的记载。因此，他的部队所向披靡，可谓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当时，他有两个主要的对手，一个是西部的周方国，另一个就是东部的夷人部族。纣王曾在山西黎城与文王恶战一场，把文王打得大败(文王被俘、囚于羑里很可能就发生在这场战争中)，若不是来自东夷的军师姜子牙在商王国东部策反东夷作乱，恐怕姬昌早被纣王处死，而不是像史书上所说的那样被释放回家。
稍作休整，纣王立马发兵东夷，计划一劳永逸地除掉东部威胁，永绝后患。凭着优势兵力，商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一直打到长江下游，降服了大多数东夷部落，俘虏了成千上万的东夷人，取得大胜。从《左传》记载的时间看，他很可能是在这次征伐东夷的战争中，路过有苏氏部落掳获了妲己。
但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征战也几乎拖垮了商王朝。卜辞记载商征人方往返一次需要200天左右的时间，这是一件非常劳民伤财的事。安阳殷墟出土了一块刻有“人方伯”字样的人头骨，显然是商军杀死了人方的君长并带回其头骨作为战利品。虽然商最终战胜了人方，但商的国力也因此而大大消耗，因此《左传》评曰：“纣克东夷而损其身。”
缓过神来的周武王根据纣王亲哥哥微子的告密，得知纣王大军尽出，都城内防御力甚弱，遂发兵奇袭商纣，在牧野展开决战。而当时商王的精锐之师远征东南，不可能及时赶回，因此，只好将70万东夷战俘及奴隶临时武装起来应战。牧野之战打得异常惨烈，正如《尚书》上所描述的那样，“流血漂杵，赤地千里”，绝非后世史书上所说的什么奴隶临阵倒戈，周武王兵不血刃赢得胜利。
纣王不肯投降，他选择有尊严地死去，所以自杀了。后来，商朝的遗民很不服气，在纣王的儿子武庚的带领下起来造反。周人用了3年的时间，才把这场暴乱镇压下去，由此可见商朝遗民的团结与纣王的威望。对于纣王的死，孔子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评价：“不闻王死，只闻一莽夫死矣！”大概也是感叹他太过尚武，忽略以德服人的重要性了吧。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好评判。但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不能总“以成败论英雄”。最最不能的，就是把无辜的女人也扯进来，恣意涂抹，胡乱辱骂。
历史，终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女人，也不是随意摆弄的塑料花。
给妲己翻案，也是给历史上所有曾是男人附属品的女人翻案。关于她的史料有限，年代又太过久远，所以讲她的历史，也就只能讲她如何被描黑的历史。讲她的失败，也只能讨论她依附的男人怎样失败。古代的女人，只是男人的陪衬罢了。成功了，享受荣华富贵，失败了，不但要搭上性命，甚至还要背负许多历史的骂名。那么，这是谁的悲哀？<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