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郭章的钱还了，虽然数目不大，我们却长舒一口气！再也用不着看那油腻的毛发，去看那双瞪圆的三角眼、涨红的细长脖子，去闻那令人作呕的鱼腥味——心中油然而起的快感，如同种田人从脚上扯下吸饱血的又滑又腻的大水蛭！县城里爸爸的朋友叫宝福，我们也带些钱去还他，并直接了当和他讲明我们的难处、我们的为人、我们的决心。或许是诚恳的态度打动了他，或许知道我们的确再也拿不出钱，他体谅我们，答应不为难我们，允许我们一步步还清他的钱。一家人都稍感欣慰：未来的日子依旧艰难，但不致于重又陷入令人难堪的境地！若把钱阴的钱还了，我们不就又可以省下每月几百块的利息？我们不就能把压在心头上的另一块石头搬开？……
有一天晚上，我怀揣两万块钱(后来我再向其借一万块），轻快地踏上钱阴的家。
屋里灯火通明，好多人围在靠墙的小茶几旁，一边喝茶一边谈天。他们换做身份证需要照片，趁夜间抽空儿到这儿拍照：我的邻居阿平、小翠爸爸、其福，建房包工头，郭章，一个较年轻的瘦高个。一进屋里，纷纷和我打招呼——有的用眼睛示意，有的微微点下头，有的招招手。
“坐。”
钱阴表情冷漠，口气生硬，一边说着客套话，一边进到里间给人拍照。周围的话语一停下来，阿平笑看着我问道：
“几天前你摘两三筐荔枝载到到镇上去卖，那个包特产费的拦下你，硬要收取特产费是吗？”
“是。”我应道，“******，那么霸道！”
“怎么？”有人问。
“村里不是要收征购粮款、‘三金五费’吗？我们一家四个，得缴六百块，怕拿不出钱被人笑，见有些荔枝红了，就摘下一些先卖，把钱预备下到时好给村里——摘下两三百斤，听说镇上价钱比较好，一斤能多卖五六毛钱——两三百斤不就能多卖一两百块了吗？于是，我就借来摩托车载，一到村口就被他拦下，说要收多少多少特产费。真是岂有此理，哪有农民摘下水果卖要缴特产费的？我又气又急，哪肯让他收？没说上两句话，他铁青着脸，龇牙咧嘴，气势汹汹，动手扯下三筐荔枝，叫路旁一个卖猪肉的操来一杆大称帮忙称，说要收我七十块特产费。我怒火中烧，高喊起来：‘这些荔枝就放这儿，你吃得下就全吃了去！世上没人有，农民辛辛苦苦种地，摘下一担水果去卖，居然要收特产费！这不是强盗是什么？’吵闹声引来许多围观的人，村书记也被引来。我冲他吼道：‘你那弟弟凭你的一点关系，包了特产费，狗仗人势，居然农民自己摘一担荔枝去卖也要收！这不是在抢是什么？”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村书记有些担心，怒斥那个包特产费的：“回去，别太出格！”一边帮我重新绑好几筐荔枝，叫我载到镇上去卖。我说：‘书记，这样就好啦？我要叫他赔我的损失！'书记说:‘年轻人冷静点，听我的话别再闹了，我们同一个村子低头不见抬头见，相互体谅。赶快把荔枝载去卖，太晚了，卖不出好价钱！’……那家伙离去时一脸的不情愿，嘴里嘟嘟囔囔不知在说着什么……”
“你们得罪了他吧？不然怎会这样？”小翠爸爸说。
“说没得罪不是事实——收那么多年筐篓，他又是管特产费的，肯定产生矛盾——我们为了少付一些费，不是偷偷把货运出村，就是叫出货的竹器厂多开些费单（竹器厂个体老板即包国税、地税，也包特产费），他总想从我们身上多收特产费——这能不矛盾上吗？”我继续说。
“你们得罪他他收，我们没得罪也收！”那个瘦高个青年，眉毛一扬，眼睛圆睁，怒气冲冲地说，“今年摘梅子载去镇上卖，未出村被拦下了，说要收我特产费——差不多同时被拦下的有好几个——大家和他讲理，他就说：在本村卖就不用缴费，他可以向那些收梅子的收取；若个个把梅子运出别的地方卖，自己不能收足承包款，要亏本，若我们不听劝执意要运走，只能向我们收。哪个心里不知道村里收梅子全收给他的，一斤少好几毛！大家肚子憋满火气，心知肚明那是骗人的鬼话，但转念一想，自己果树长的东西少卖一些就少卖一些吧，计较太多去跟人家闹得罪人，那些梅子能多卖几个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于是大家在本村卖了梅子——一种抢钱的方法太明目张胆就换另一种抢，总比我们种田、做篮子挣那点血汗钱来得容易！”
“这事许多人碰上、许多人在说；我们村有，其他村也发生。”阿平神情愤慨地继续说，“无法无天！”
“田地实行责任制搞承包，税务所、财政所也学新花样搞承包——能不叫一些人被钱撑死吗？”其福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