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顾问：对。其实并不是突然出现了家庭农场，在中央一号文件出台以前，全国各地就有不少发展形势良好的家庭农场。从家庭自给生产变成商品经济，从以家庭劳动为主变成机械化程度更高的农业，从传统的管理变成企业化管理，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家庭农场的内涵。我发现中央一号文件颁布后，很多地方包括一些媒体都在讨论多大才算家庭农场，我觉得这是对中央文件的曲解。我们应该鼓励家庭农场的发展，主要是看它对市场的满足程度、受市场的欢迎程度以及产品的安全程度。
南方日报：从一个小的农户发展到家庭农场，这中间是会遇到一些问题的。石云峰代表，您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问题？
石万里：农民搞家庭农场肯定要扩大规模。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扩大土地利用面积，无论是种还是养都面临这个问题。土地已经分到农户，靠农户自身的力量去协调是有困难的。第二是生产环境的交通、电力、供水问题。第三是银行贷款遇到障碍等。
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顾问：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提高农场主、农户的管理水平。还需要一个好的经营团队，和相关的社会化服务机制，即中央提出来的产业组织体系。这个体系包括资金、物流、信息和外部公司的合作和出口。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现代农业的本质应该是人的现代化，农民的现代化。关键是怎么提高广大农民的素质，转变经营理念。这方面政府应当提供引导和帮助，发现好的经营苗子应该去培育。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干农活，离开农村到城市打工去了，靠老人又不现实，还得靠一批年轻人留在农村发展家庭农场，这是一个基础性问题。
资金方面也很重要，农民实际上没有什么可用以抵押贷款的资源，土地不行，宅基地不能转让，上面盖房子也卖不出去，没有市场评估的价值，银行不能做抵押。怎么从金融方面去支持家庭农场，是我们的体制和政策需要考虑完善的。第三是制度，家庭农场在土地的所有权上还是集体所有。我们在集体所有的基础上搞土地确权，但这是产权，不是所有权，跟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又涉及到跟其他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处理，家庭农场和集体土地的关系怎么处理好，这些都是现实中的短板。家庭农场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这是跟它的能力相匹配的，国家应该有意识地去培养一批农场经营者。我们大部分农民是中等收入，要发展家庭农场同时还要提倡农村合作社，服务主体是合作社，生产主体是家庭农场主，两者合作才会成为中国特色的农业生产体系。
南方日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0年聚焦“三农”，今年提出要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村改革发展。当中提及的“资本下乡”尤其引人关注，各位怎么看？
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顾问：我们的农业发展一个重大的问题是资本的供求机制没有形成，就像温代表说的，急需资金和贷款，农村的资金到哪去了？我做过大量的调查，我们的储蓄金大量来自农村，打工收入都存在了信用社，而这些储蓄金大量地用于城市，农村资金流出是影响农业发展的根本，本来是农业资金，结果变成了房地产资金。资本下乡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财政资金大量地向农业倾斜，二是社会资金投向农业领域。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这两个资金必须遏制两个倾向：一个是截流国家资金，二是圈农民的土地，这两个倾向是相当危险的。农村需要两个渠道进行融资，一是从银行系统提供更多的优惠贷款，二是企业到农村去投资，我认为要采取自愿的原则，到农村去包地农民要自愿，政府对此不要大包大揽，尊重市场供求关系，绝对不能“拉郎配”。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三农”问题的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资本下乡，而在于资本化。农村并不缺少资源，农民手里也有一些储蓄，但是那些储蓄没办法在农村资本化，土地也没办法资本化，它的管理能力也没办法资本化，因为我们这个市场经济相对来说主要还是在城市里，在农村里市场化还存在很多障碍。比如土地能不能入股，能不能抵押贷款，如果可以就意味着土地资本化了。农村现在迫切需要的是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这些资本培育起来了，“三农”才能真正有出头之日。
石万里：当前以分散的农户为主体的生产经营格局仍未得到根本改变，落后的传统生产手段与当今社会的发展进程严重不协调，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可以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强农业新生代的吸引力，让新一代农民立足农村发展和生活，甚至要比城里人生活得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