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自由而不得，所以古龙的江湖里，没有门派，清规，礼数，古龙的英雄，都是浪子，今天生，明天死。古龙的武侠，就像一壶美酒，醉便醉了。在醉里，你可以看到你想要的一切，鄙视你想鄙视的一切。你可以像现实中渴望的那样，鄙视财富、权力、地位，拥有朋友，兄弟和红颜知己。古龙的武侠，其最主要的内核，还是自由。所以他笔下的英雄人物，都是不受束缚的。强如西门吹雪，当他的剑上，系上了家庭、爱人、感情的牵绊时，同样也变得软弱无力。
所以，古龙最终让西门吹雪抛妻弃子，重归剑道。这大概也可看作他的一个宣言。
古龙本人，和喜欢读古龙的，大抵都是「欲采蘋花不自由」的浪子，都是在这片江湖里，寻找一种FangLang形骸而已。而金庸，则是另一个极端。金庸本人，应该是看透了这种「求不得」的。所以，他在小说里，也把这种「求不得」写了进去，并且，贯彻始终。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天龙。前人论述颇多，我就不赘言了。
武侠，只是从民国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概念，泛指侠客用武功行侠仗义。很多人对侠这个概念搅浑不清，将侠完全文艺化，抽象化。把江湖一词塑造成另一个世界，提到江湖就令人想象到那样的意境。金庸的《鹿鼎记》其实正想把读者从这成人童话中拉回现实，可是并没有成功。首先，你们要把游侠传记、唐宋传奇、明清侠义小说、剑侠小说、武侠小说、玄幻异侠有一个基础的认识。
中国古代真的存在游侠，游侠的行为不一定为了正义，他们报仇杀人大多都是意气用事，为他人排忧解难。但是游侠很难伺候，一旦你侮辱了他，被他拔剑砍死，那也是很寻常的事情。秦汉游侠没有后人中想象的诗情画意，游侠的信义是相对自己看重的人而言，与正义与否没有绝对的关系。郭解是什么人？他最大的经济来源是盗墓和铸假币。义字当头的关羽早年是亡命之徒，说白了就是杀人犯。最早的豫让、聂政为知己者而死，何为知己者？知己不一定是好人，但是他们能明白你的价值，将你视作真国士，你就必须用国士的标准来报答对方。
到了唐代文人开始对古代游侠仗义行为的崇拜，开始用自己的诗情画意粉饰游侠的情怀，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讲的是快意。唐代传奇许多故事是毁三观，其故事描述人物神奇的能力多过对正义的思辨，那些传奇人物都很叼，所以他们的行为不同于一般人，看似为了正义却无形间残杀了许多无辜的人，所以我很不喜欢唐代传奇。
到了明清小说才开始强调侠义，虽然《水浒传》中也有许多凶恶成性的侠客，不过其替天行道的主旋律还是值得称赞。《三侠五义》更是给侠义这一概念定下了基调，欧阳春和白玉堂聊天中就表示他们做侠客的就是要随心所欲，一旦看到不平之事就必然要去管，做完之后也不留姓名，不让人知道。欧阳春假借鬼神之名杀了坏人，那时人人都以为坏人受了天谴，官府也无从追查，这也警惕了坏人要小心了，会遭天谴。明清小说其中的一个主旋律就是大多数侠客会帮助清官，甚至会被招安，一定程度上侠客是为了捍卫社会的风气，有着崇高的社会责任感。
再就是后来仙侠和武侠逐渐成形了，从《江湖奇侠传》开始就以奇人的方式描述侠客行迹，这时的侠客剑术都接近于唐代传奇的水平，飞剑杀人于百步之外。再到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给这一门派打下了根基，剑侠和武侠的相同之处在于侠客要修炼，他们投入各式各样的门派进行修炼，形成一种虚构的江湖世界，这就是民国时期小说定下来的规则。
最后由金庸、梁羽生的出现使武侠小说这个概念成为中国人的通俗读物，学者们口中的成人童话。而古龙笔下的江湖更接近于现实社会，他笔下的人物的FengQing或多或少是现代中真实的江湖人。大侠仁者，为国为民。将民族大义挂在嘴边这种概念是新派武侠弄出来的东西。当然，平江不肖生之类的作家也有影响，向恺然就参加过北伐袁世凯，大刀王五和大侠霍元甲在向恺然小说中也写得栩栩如生。
大多数人理解的武侠只是金庸、梁羽生、古龙、温瑞安的武侠，再到徐克、邵氏、胡氏武侠电影对江湖的塑造，现代大部分观众、读者对于武侠的理解并没有真正远古到明清以前的侠客观念。就算你们读李白、杜甫的诗词都应该能够体会到，他们理解中的侠客与你们现在理解的侠客是不同的。侠客不等于盖世神功，游侠不等于大仁大义，侠客虽然凭武力仗义，但是神功盖世和传奇已经结合起来，因而令人觉得武侠是童话，是幻想。另一方面侠客还需要深明大义，引领社会，张艺谋、杜琪峰的电影更是已经为了文艺而文艺，失去了古之游侠的壮烈。张艺谋表达的东西太高大上，杜琪峰理解的江湖太有香港本土气息。
侠就不应该被定义，侠是气势，侠是身份，侠是义理，侠是文学，侠是白衣公子，侠是佩剑侠女。墨子说过一人一义，百人百义，侠常被与义捆绑起来，武侠反而是异类，人们对于神化武学的痴迷恐怕更多于对侠的关注，偏偏中国武功发展却因不断玄学化走向没落。武侠电影变成一部一部特技特技，我要加电脑特技。既然每一个人对义理的理解都不一样，那么侠又怎么可能被定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