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襄阳城，苏轼还花一百钱买了两只雉（山鸡），烹煎后食之。
食后又突然想到《月令》中所言：（每逢）孟冬，雉入大水（淮水）为蜃。蜃形如蛇而大，呵气成楼台。因此，食后又心有余悸，把这种想法又表现在诗里。
在这里，苏轼大吃鳊鱼与野鸡（雉）之时，喝的酒水也绝不会含糊，据后人考证，是襄阳宜城县当地的特产——竹叶酒，又名竹叶春。
宜城是襄阳属县，在府南九十五里。
宜城县东二里有金沙泉，其泉造酒甘美，世称宜城酝。饮罢竹叶酒，苏轼来不及抹嘴，心中又发出了：耆旧何人在，丘坟应已平。惟余竹叶在，留此千古情。
苏轼口中的“耆旧”，语出《襄阳耆旧传》，又称《襄阳耆旧记》。东晋习凿齿所撰，共五卷。主要是记载襄阳郡的历史人物事迹、山川城邑和牧守业绩等，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集，可惜今已佚。
离开襄阳，到了昆阳城（今河南叶县），又给了苏轼一次难得的凭吊历史的机会。
由于两千多年前在此发生过“昆阳之战”，是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一场著名的战役，也是王莽归于灭亡、刘秀得以中兴的决定性的一战。
苏轼站在农夫的菜畦上，望着当时平野旷远、孤城如块，风沙苍茫之野，城门通向四方，故道宛然还在。
但当时战争用于攻防的楼橹，却不见一点踪迹。茫然不知的田农野夫，躬着腰背正在整畦种菜。面对此情此景，苏轼提笔作了一篇《昆阳城赋》。
在赋中苏轼不由得感到怅然若失：既感慨于那场决定历史命运的战争，也感慨于时光荏苒，岁月流逝，历史变迁。一句“彼野人之何知”，既是对自己的学识和对历史的精通感到骄傲，又是“野人”不知季节变换而自己却怀着深沉的历史情怀，却也含有“野人“不知历史，也就不去怀想历史，而过得逍遥自在的意思吧。
叶县旧属汝州府，因唐开元年间有个叫王乔的人在此地得道成仙，唐时还一度被置为仙州。
苏轼游览了这里的双凫观，还听说了这里面的典故：唐显宗世为叶令，而有神仙术的王乔每月逢朔、望之日都要到京城长安去参拜。奇怪的是，显宗却没有见过王乔的车骑，密令下属暗中观察，却见到王乔每次要来前，总有两只野鸭自东南方向飞来。于是，在一次又见野鸭飞来时，用网捕获，结果网中只有一双朝廷此前赐予的官靴。
这一段子充分佐证了王乔的仙术，在我看来，苏轼对此是极为感兴趣的，因为苏轼早年的启蒙老师就是一位道士！
苏轼一家人一路北进，未达京师前，又一路游览了几处人文景观。
在汝州颍桥，参拜了颍大夫颍考叔庙。
颍考叔这个人，是郑国的大夫，执掌颍谷（今河南登封西），在郑庄公对其母亲武姜发出“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誓言后，孝子颍考叔挖了一个隧道，取名“黄泉”，安排郑庄公与武姜在“黄泉”见面，这就是后世闻名的“黄泉相会”。
颍考叔在苏轼的时代就已经闻名天下了，以至于苏轼也相信了颍考叔是当地人，其实，关于颍考叔的家庭住址知道今天仍有争议。有说河南登封的，有说安徽颍上的，还有说河南许昌的。总之是，人一出名，福利就多多。
在尉氏县，苏轼游览了东南城隅的阮籍啸台。
阮籍，世称阮步兵，，字嗣宗，陈留（今属河南）尉氏人。三国时期魏诗人，阮瑀之子，竹林七贤之一。
阮籍是建安以来第一个全力创作五言诗的人，其《咏怀诗》把八十二首五言诗连在一起，编成一部庞大的组诗，并塑造了一个悲愤诗人的艺术形象，这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创举，一个显著的成就，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新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后世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后世如晋朝的左思、张载、陶潜（《饮酒》），南北朝刘宋的鲍照，北周的庾信，唐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等人诗篇都是以抒情言志，广泛涉及现实生活，具有深厚思想内容的五言长诗，无不是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和发展。
按理说，苏轼晚年曾数次和陶渊明诗，诗文上算是陶渊明的徒弟的话，那么，阮籍在作诗上可以说算是苏轼的师爷了。
行到尉氏县，正遇大雪。
一日当苏轼借宿在驿站里，恰逢有一位黑脸大汉冒雪也前来借宿，进门二话不说就叫上苏轼一起喝酒。苏轼也不避讳，“我酌徐徐不满觥”。第二天早上酒醒，见昨晚对饮的黑汉已不知所踪。苏轼无奈地摇摇头，作首诗把这一事件记录了下来。
所以说，我在文中所述也全是有据可查的史料，绝不敢掺杂一丝的水分。苏轼诗中，写驿站奇遇时还仿效了他的偶像白居易《琵琶行》的口气：纷纷笠上已盈寸，下马登堂面苍黑。苦寒有酒不能饮，见之何必问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