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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95年12月1日，北魏帝国皇帝拓跋宏在新都洛阳新落成的光极殿召见文武百官，宣布帝国开始实施九品等级的官员制度。孝文帝推行的这项制度就是魏晋史上大名鼎鼎的“九品中正制”，又叫“九品官人法”。
“九品中正制”脱胎于汉代的“察举制”。汉代还没有产生我们熟知的“科举制度”，各级官吏的选拔都是由地方官员推荐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遴选，这就是所谓的“察举制”，通常要求被推举之人德才兼备，在地方上有很好的学识和口碑，所以东汉末年的风云人物基本在坊间都有名人的背书（这是通往仕途的镀金名片），像曹操被名士许邵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就能看到汉代“察举制”的遗风。
不过聪明的读者可以想见，在中国官场一贯的腐败作风影响下，“察举制”运行到后来，就会出现徇私舞弊的行为，在同等条件下，必然会优先推荐自己的好友或者家族的青年才俊到朝廷为官，久而久之，中国官场上必然形成一些巨大的家族势力，像袁绍家族的“四世三公”就是这样形成的，而这些“大家族”在魏晋南北朝就有了个正式的诨号“门阀世族”。
在三国战乱时期，曹操为了平定天下的需要，主张“唯才是举”，政府选材不拘一格，“门阀世族”的势头受到打压。但在曹丕时代，在大臣陈群的主张建议下，曹魏帝国于S初元年，即公元220年，制定了有利于“门阀世族”掌控政府权利的“九品中正制”。
简单来讲，这个制度就是由国家设置“中正官”这一职务，负责掌管某一地区的人物的品评，而国家就根据品评结果任用官员。各州设大中正官，各郡设小中正官，依据本地方人物的家世出身以及个人品行，对其进行“定品”，也就是定级别。级别从“上上”到“下下”一共九品，其中一品为虚设，无人能达到；二品至三品为上品；四品至五品为中品；六至九品为下品。
这个制度在制定之初，定品原则上还依据的是个人品行，家世只作参考。但逐渐就变了味，到了晋朝以后就完全以家世出身来定品级。出身寒门者能力再强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能力不怎么样亦能位列上品。于是就行成了当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国家一品至三品的官位完全把控在“世家大族”子弟的手中，而如果家世不好，就算再有才能，也不会进入政府核心领导岗位。显然，在“九品中正制”的体制下，常委才真是生出来的啊。
“九品中正制”名义上保护了帝王的绝对权威，官员都由国家任命，以此进行中央集权，但实际上整个官僚机构却把控在“世家大族”手里，这些“世家大族”就是新时代贵族，他们虽没有先秦时代“封建制”下“裂土分封”之名，但他们却有控制国家之实。可以想象，国家控制在一群并不拥有这个国家的人手里（国家只是皇帝一人的），会有什么情况发生，没错，就是腐败，官员们歇斯底里，穷凶极恶的腐败。
这就像一个100%个人控股的企业，老板却把公司的管理权完全交于一个高管团队，在没有股权奖励机制下，高管团队必然通过控制企业经营的便利为自己牟利，老板则兴高采烈地在“泡妞”“登山”“拍广告”等悠闲生活中被高管团队绑架，如果老板那天不爽了，高管们就集体罢工，看你怎么办，最终还得把这些高管大爷们请回来，继续战斗，继续腐败。在私募股权基金进行的“拟上市企业”股权投资的时候，尽职调查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看这个企业的组织结构和股权结构是否匹配。企业要良性发展，对于重要岗位人员的股权激励是必须的，于是形形色色的“高管团队持股方案”就成了企业上市前的必修课。
“九品中正制”就是介乎于“封建制”和“中央集权制”中间的这样一个皇帝和贵族的相互妥协的制度，皇帝对于“国家所有权”的集中，以及对“国家管理权”的最大限度之下放，使得国家的“组织结构”和“股权结构”很难匹配，国家的混乱指日可待。
另外，无论是先秦的“封建制”和隋唐以后的“中央集权制”，平民都有进入政府为官的上升通道，而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却阻断了这个上升通道，社会的精英人士看到自己前途的“天花板”，自然心有不满，如遇风云聚会，必将酿成大祸。
拓跋宏对于汉人世家大族创造的“九品中正制”顶礼膜拜似的无条件生搬套用，破坏了北魏帝国原本的官员制度。尤其对于开疆扩土的将领们来说，原来通过积累军功，就能封王封侯，荣华富贵，光宗耀祖，但现如今的“九品中正制”，上述一切愿景都成了泡影，让有能力之人失去了发挥能力的冲动，明珠暗投，帝国的战斗力必将大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