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军师严重了，其实一点都不怪，一来宋人疆土不广，耕种面积不大，在人多众多的情况下，实际生产出来的那些粮食根本不够，但妙就妙在宋人懂得经营自己的土地，据我所知，比起本朝，宋代的百姓显得要轻松的许多，与我朝的三十税一赋税相比，宋代的百姓赋税还要高一些，他们推行的租调制不外乎两种，所分成和定额制。分成制就是佃客用自己耕牛或地主耕牛耕种地主的土地，秋收后除留农业税和种子外，一般是佃客用自己耕牛的，产量对分；用地主耕牛的，只分得四成或三成。地主对其肥沃的土地多采取这种分成地租的方式。为了榨取更多的产量，地主往往监督佃客劳动。定额制则是佃客向地主租种土地，一般交纳定额地租，数量大多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地主对生产干预较少。
北宋时期，佃客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弱，在各地区间有较大差别，但总的趋势是缓慢地向着减弱的方向发展。佃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离开原地主而佃种别的地主的土地。同时，客户购买少量土地之后，就可以自立户名，成为朝廷的税户，这种依赖关系的减弱，使得百姓更加自有，与土地的依赖必然会减少，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现象相当普遍。由于土地所有权的转换加速，农民不再世代依附于某一地主，从而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利，他们可以不必拘泥与土地，可以从商，也可以重新当一个农户，但事实证明，他们更多的人选择了商业，纺织业，瓷器，造纸、印刷、制茶以及火器制造、矿质、造船业哪一个都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业，农业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这种多面选择，一方面固然让朝廷丧失了农业人口，可你不可否认，宋代的耕种面积太少，迫使百姓不得不另谋生路，而另一方面百姓退出农业上的束缚，从土地上解脱了出来，将其资本融入商业之中，为了生存他们不断的学习先进的技术，开场更大的市场，所以宋代的疆域明明不足大明的一半，却创造了这个世间最辉煌的科技文化，最富裕的国库，即便是人满为患的百姓，也能吃得起660公升约100市斤的高价大米，农业手工业都科技很发达而且是贯穿始终。唐朝人口最盛时有五千多万人口，宋朝人口最盛时突破一亿。即使是南宋时的人口也比盛唐多一千多万唐代耕地为337万顷，宋代耕地472万余顷，宋朝矿产业、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造纸业、印刷业、军工业、金融业、饮食业、种茶业、制糖业、酿酒业、建筑业、制盐业、文化产业、娱乐产业等等无一不远远领先于唐朝，再看看我大明，赋税三十税一，不可谓不低，百姓的耕田足足比宋人多了一倍不止，可结果如何，无论是农业还是手工业，还是科技上都难以比肩宋代，你别忘了，大明是大一统的王朝，自洪武爷登基以来，便大力根治使明朝维持将近七十年的清廉政治，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推广桑麻棉种植为手工业提供原料，他积蓄下来的钱与粮，为数不少，然而洪武积蓄下来的，不够成祖花费的，事到如今为大明辛辛苦苦耕种的百姓竟吃不起粮食，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笑话？“
“的确是个笑话？“徐朗叹了声道：”
成祖在北京缔造新都、疏通大运河，夏原吉便限制全国商人，只许在北京以米换取“勘台”，于是北京各仓的米十分充裕。米是可以卖钱的，于是夏原吉解决了缔造新都的费用问题。成祖又要张辅平定安南并五次亲征漠北蒙古，夏原吉于是又准许边疆各地“开中”，也应付了少军费与军粮的开支。胡荧“寻仙”、解缙修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成祖的花费没有止境，而夏原吉张罗的本事有限。于是，便自然而然也走向“通货膨胀”的歪路。尽管永乐时期经济发达、国泰民安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经过二十二个年头的痛快花费，白米一石的价格，已由洪武初年的一贯，涨到五十贯了，这样的米价在宋代算不上贵，可偏偏我们大明的百姓竟吃不起？这着实让人费解的很？“
杨峥一笑道：“其实不难理解，刚才我已说过，是观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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