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看，十几年前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器中，有一件漆书标明是“一升”的耳杯，量值310毫升，和通常所说的汉时一升之量二百毫升不同。考古界人士说这“大约是大升之数”。分析非常中肯。可能这三百多毫升的耳杯就是汉时一大升的一个不太精确的物证。
还有《史记货殖列传》的“蘖麴盐豉千荅”一语也值得注意。徐广注曰：“或作台，器名有瓵。”孙叔然曰：“瓵，瓦器，受斗六升合为瓵音贻。”不论“荅”是否即“瓵”，“受斗六升合”的容器古时是有过的。汉时的大斗可能就是这种容积为小斗1.6倍的容器。
汉尺有大小之分，小尺为23.1厘米，由此制作的量器容积为二万毫升(新莽嘉量)。大尺为27.72厘米，如按大尺长度，依周嘉量(釜)的制作规格计算：1570.8立方寸乘上2.772厘米(一寸之长)的三次方，每斛(石)容积正在3.34万毫升左右。注2大石之每升容333.3毫升，与之正相吻合。可以认为大石就是由大尺而来的。吴承洛亦依古黄钟定量之法来计算汉升之容积：16.2(2.765)的立方为342.45256毫升。由于所依汉尺微有出入，容积以16.2立方寸为准，故答数略为偏大。但不宜说吴氏所列的汉代一升容积毫无根据。只看小尺定汉石的概念(以二万毫升为石，且说是大石)，完全否定吴氏之说，未免有欠公允。
一斛容一万二千毫升只在西周的鬴上发生，不能移植于汉代，说这是汉一小石的容积。因为周代的鬴当时的周小尺19.7厘米制作而成，汉代的石由23.1厘米的汉小尺制作而成，其容积只能是二万毫升而不是一万二千毫升。西周的鬴积虽为一万二千毫升，而所含的升只有*升，汉代是百升为石，按百升计算，一石容积就只能是二万毫升，而不可能是一万二千毫升，并且这二万毫升之石还只是汉之小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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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周礼》记载：嘉量一釜(石)。深尺，内方尺而圆其外一。方边一尺，圆径=1.4142136尺，半径为7.071068寸，圆面积=(7.07106平方兀=157.08方寸。深一尺，或十寸，圆筒形容积为157.0810等于1570.8立方寸具体容积多少，视所用尺之指度(19.7厘米，23.1厘米，27.72厘米)而转移．
以一万二千毫升为汉代的一小石，问题的要害在于这样算出来的口决不够吃。按：秦时隶臣从事农业劳动的，全年忙闲平均，月食禾2.33石，合粗米1.4石(粗米加工率0.6，精米为0.5)，每日平均4.7升(自耕农为五升)，此是小石，一升按二百毫升计，以今量折合，4.7升当0.94市升即日食粗米一斤半(0.94巿升乘1.6市斤)，一月45市斤，合精米为月食37.5市斤，生活还过得去，如小石按一万二千毫升计，一月食粗米只含27市斤，食精米更少了，仅22.5市斤。这一点口粮怎么能维持重体力的农业劳动的消耗(今日副食品多，重体力劳动者一月需用精米40市斤)只有一小石为二万毫升，一大石为3.33万毫升，才能和粮食的消费水平对得起来。
秦汉时的大石本系量粗物和带壳的原粮而用。粮食(粟)的加工率为0.6；以大石量给粟一石，即等于付给加工后的粗米一小石。大小石之比例就是这样定的。至于大石也用以量米，小石也用以量粟，两者混用不分，则是后来之事了。小石比较轻便，使用机会较多，可能以此之故，大石的使用相对较少，所以在出土实物中不易发现汉代的大石。
特殊小量器
汉代量制在上举的大石小石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小量器，如只容1.2毫升的小铜勺等，这些量器既非大小量器的几分之一的畸零之数，更非所谓汉小石1.2万毫升的万分之一。典型的1.2毫升的实物是东汉时的二分铜量，此器形似小勺，长柄，柄上刻一分容黍粟六十四枚，(《图集》92页)。一分是个容量单位，“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陶宏景《别录》)，一分之量正可容六十黍。此铜量实为二分之量，实测容水1.2毫升，容黍128枚(和《别录》所云甚近)。专家推断这种小铜量多为量药物之用。我认为，其来源即是古黄钟(用24.63厘米的九寸为黄钟之长)一龠之量12毫升的十分之一(古黄钟一龠容黍一千二百粒)。秦汉时随着尺子变短(23.1厘米)，黄钟一龠虽已缩小至十毫升，但量药物有习惯性，仍保持用旧的与12毫升有关的量器未变。如果此种假设前提能够成立，则东汉时容六毫升的小铜量两件可视为量药物的二分之量的五倍，都与以23.1厘米为尺的九寸作黄钟之长，其小量器容10.20毫升的铜龠、铜合、分属两个不同的量器系统，推而广之，西汉容7.2毫升的小铜量为六倍于二分之量；容0.4毫升的小铜量似为二分之量的三分之一，可能也都是量药物的专用器具。(《图集》页7西汉还有一个18毫升的小铜量，容量略小于一合，也属特殊用途的小量器。云梦秦简《传食律》规定：上造以下到官佐等，食“盐廿二分升二”。专家认为，按秦汉每升容量合200毫升折算，“二十二分升二”当今18毫升，与此器容量相合(《图集》页79)。据此，这个小铜量就是量盐的特殊用具了。
四、衡制与大秤小秤的问题
衡制概述
秦统一全国后，衡制益臻规范，一斤之重大率以250克为准。这250克正是黄钟一龠所容黍粒重量(半两)递进累计(乘2乘16)所得的结果。现存的刻有始皇二十六年诏书可断定是为统一之后的衡器，著录于《图集》者不下三十件。分类转录，可如下列：
铁石权八枚，器重和铭重(此处为重量之石，即120斤)相较，折合每斤所重的克数分别为：273.75、271.66、268.8、265.1、262.5、261.9、256.3、254.2克。铜石权一枚斤重253.6克。
两诏铜权(钧权)折合每斤252.4克，始皇诏铜权(20斤)斤重249.8克。
十六斤铜权三枚，每斤各重261.6、260.9、251.3克。
大騩铜权、旬邑铜权、始皇诏铜权(皆为九斤权)，每斤各重255.5、252.2、240.6克。
八斤铜权三枚，斤各重257.9、250、249.7克。
五斤铜权四枚，斤各重253、252.9、249.4、249克。
一斤铜权二枚，各重252、248克；又秦二世时一斤铜权二枚，各重250.4、247.5克；美阳一斤铜权240克。咸阳亭半两铜权7.55克。
以上说明权越大(如石权)，斤重越不准(一般偏大，有高出百分之七以上者)。因权衡制作不易，大权未必合乎标准。超重者需凿去一些(权上有槽，为凿痕)，但也不可能刚好，故出入仍难避免，同时大权为称量实物税收用(如收藁税，即以石计)，大秤进已是普遍规律。权之中、小者、则围绕在一斤250克上下波动不大(太小的权如半两也难制，重量则偏低)。从适中的数值看(247.5克至252.9克)，以十四个权平均，每斤之重为250.54克，差不多是250克之数。这个数字肯定与以23.1厘米为尺的秦黄钟一龠(10毫升)所容黍子之重无关；而是沿用了以24.63厘米为尺的古黄钟一龠(12毫升)所容1200粒黍的重量未变。从实物看，楚(后期)和燕国的斤重已为250克或接近250克，由于战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方便各国之间的商品交换，秦国衡重已渐向250克靠拢，统一后更以250克为标准了。有的学者(万国鼎)以秦权每斤重240克，根据不足。(美阳斤权较轻，只240克，是个别情况)。
汉承秦制，只是黄金称量中改鎰为斤，一般物品一样用十六两为斤之斤。一厅之重也应以250克为标准。出土的西汉铁权每斤之重在250克上下出入不大者有这么几件，如满城出土的三钧铁权，每斤合249.9克；旅顺所藏的重一斤十两的官累铜权，每斤合248.3克，陕西出土的武库一斤铜权重252克；内蒙出土的一斤铁权每个重249.23克。(《图集》页139、142)也有重242几克，甚至230几克的，这些因有不同程度的锈蚀、磨损、剥落，有长期使用的痕迹，重量不准，不足为凭。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衡杆及铜环权，环重10.75克，相当于十六铢，如是推算则每斤合258克：这是所发现的商业用的市秤，比250克的标准重量略大(1.032)，但尚在允差的范围之内。
情况比较复杂的是西汉现存的量器上面自铭的重量同实测重量，与250克的标准重相比，颇见参差。其每斤所折合的克数为：黾池官铜升237.6克，楚私官铜量228.6克，上林共府铜升285.6克，平都铜椭量240.7克，尚方铜椭量248克，杨氏铜椭量229.7克。
推其原因无非是称量的权衡不标准，故自铭的重量也就没有准头。如果用合乎标准的秤来称，情况就不这样了。如西安出土的西汉铸钱铜原料，每块重量刻字均在一百二十斤(四钧)左右，这就是按标准的权衡称出的重量。因为用今市秤(500克一斤)比重，约60斤有零，即汉一斤约合今市秤半斤有零，与一般的概念相合。秦汉一以贯之，二斤合今一斤(市斤)，每斤250克，十六两秤，每两合15.625克。这个说法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据南京博物馆报告，近年来在盱眙南窑庄出土了一批刻有重量的汉代金币。数量之多，为前所未有。这批金币有九块成圆饼状，其中四块底面刻划阴文直行正书文字“斤八两”、“一斤二两九铢”、“一斤八两四朱”、“一斤八两四”，其重量经实测分别为376克、289克、379克、250.93克，合公制，前三块每斤分别为250.67克，251.*克、250.93克，最后一块不成比例，当有部分为使用时割去。还有一块麟趾形的，底面刻划阴文直行正书“十五两十五朱”，重246.6克，每斤合252克。八块马蹄形的其中刻斤两的有四块：“十斤十一两”(重434.8克)。“一斤十两廿三朱”(重421.4克)，“一斤十两十一朱”(414.2克)、“一斤二两廿朱”(295.8克)，每斤所重克数分别为253克、249.8克，250.8克、250.74克。大体言之，一斤约为250至25l克。这一材料更有力地支持了汉代一斤合250克的结论。
吴承洛度量衡史中以秦汉每斤重258.24克，这个数字偏大，其来源系根据吴大澂称秦钧权(一个)、石权(一个)重量而得来(从湘平与公制克数相折合，得每斤重258克余)，所用材料太少，从多数材料看，还是以斤重接近250克为众。258克或更重于258克的数值也有，然而是不多见，也是不精确的(吴氏同时列举的一个斤重的秦权，只重226.3克)。
新莽改制，尺制、量制是恢复秦时的标准，整顿了参差不齐的尺子和量器，但在衡制方面却是大有别于秦制。据刘复对新莽嘉量实测，全器共重13600克。《汉书、律历志》说“其重二钧”(60斤)，平均每斤合226.666克。这是新莽时一斤的标准重量，斤重小于秦时的250克。按：250克由一合所容2400粒秬黍之重(一两)，以其克数乘十六两而得，226.66克当为16两乘2176黍之重(克数)。新莽一龠为十毫升，容黍约为1066黍——按1.2毫升的二分小铜量容黍128枚比例推算，即一合20毫升容黍2133粒，其重乘16，约为222克，与226.6克相距不远。因之新莽斤重克数较少，就是按莽制较小(10毫升)的铜龠所容的较少黍子(一千零数十黍)之重量按一斤的两数计祘而得的结果。他这样做倒是使度量衡三者统一于一个器上(嘉量)，纠正了过去衡与度量脱节的现象。新莽改革币制，其货币之重也就按每斤226．666克来安排。据实测大布黄千与次布共十二枚平均折算每斤为229.58克，与嘉量所标定的斤重极为接近。看来以250克作为新莽一斤之重并不合适。
新莽一斤的标准既为二百二十几克，但现在的环权(铢、两、斤、钧、石，圆形，中有圆孔，圆孔之径为外径三分之一)往往有超过此数的，这个问题如何解释呢按：甘肃定西称钩驿出土的刻有新莽铭文的铜石权，平均每斤合249.6克；九斤权，重平均每斤合246.98克；六斤权，每斤合246.25克和241.025克；三斤权每斤合243.35克。湖北枝江县在1981年出土一套新莽铜环权(十斤、九斤、三斤、二斤、一斤)按自铭重量与实测重量折算各权一斤之重分别为237.5、233.3、231.6、230、220克，单位量值较甘肃的为小。(《文物》1982年8期，邱光明：《略言新莽铜环权》)又．新莽的漯仓铜斛器重13900克，自铭重58斤，每斤合239.7克。这些环权轻重不一致，权越大越重。看来在日常实际使用(收实物税等)的衡器中，以大权进是官府所不肯轻易放弃的原则。西汉的环权已有较重者(258克)，为人所接受，新莽之权比之尚有所减轻，这就更易蒙混过去。入之以大，可坐收其利，莽权名义上一斤之重减少了9.4％(自250克减至226.6克)，实际所减不多的原因大概在此吧。我们不能不信法定的嘉量，而去偏信那些参差不齐的环权。以法定标准而言，还是按新莽嘉量，说其一斤之重为226.6克为宜。何况已出土的新莽斤权重量也有小至220克的(枝江出土)。
吴承洛定新莽之权一斤之重为222.73克，强于一斤250克之说。但吴氏的问题在于他把东汉斤重定为与新莽同制，这是不对的。刘秀光复汉室，在度量衡方面也恢复了西京旧贯(具体数值有略增者)。《后汉书礼仪志》说“水一升，冬重十三两”。东汉铜斛容积以二万毫升以上居多；如容20300、20400、20440、20500毫升的，今以20300毫升计算，其一升为203毫升(略大干西汉的200毫升)，盛水重203克，即东汉一两=20313=15.615克，一斤重15.615克16=249.8克，约言之为250克。东汉的光和大司农铜权(12斤)重2996克，平均每斤合249.7克，可为一斤250克的物证。至于与此有差异者，虽也不少，如汶江市平铁权(四斤权)每斤合257克、成都市平铁权(三斤权)每斤合241.7克，成都东汉墓出土的三枚铜环权每斤合241克，另有几个铁权每斤合236.7克、236.6克、270克，洛阳出土的百一十斤石(青石)权重23940克，每斤重217.6克，还有两个东汉权每斤折合重219克，200克。度量衡器的紊乱，这种情况无代无之，都不能动摇由《礼仪志》所揭示的，按水的比重计算出来的合乎科学的标准重量。
在衡制方面，应该说是西汉东汉，两汉同制，新莽将斤重减轻，不过是一个短时问的历史插曲(东汉220克的权可能是新莽之制遗存下来，用于小以出之的场合)。
大秤与小秤
尺制、容量都有大小两制，衡制是否也有大秤小秤呢从已有的资料可知，在汉代衡器确是有大小两制。大秤，即上述250克一斤，而小秤的一斤、一两只及当时大秤一斤、一两的十分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古时铢的轻重主要有两种口径：一是。一铢当重百黍(《汉书律历志》中说“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说文》中说：“十黍为累，十累为铢”，一铢也是百黍)。二是“十黍之重为铢”(《荀子富国篇》杨惊注)。后者为前者的十分之一。吴承洛在他书中曾引用梁时陶宏景《名医别录》中的话：“分剂之法，古与今异。古无分之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即24铢为一两)。”一分既是容量单位，如以容量中所盛之黍计之，即是重量单位了。四分盛二百四十黍，以二百四十黍之重为一两——24铢，即此处之一两为一般的二千四百黍重二十四铢、一两的十分之一。这段材料十分重要，不可忽略。
由此可见药材的方剂的计量与一般物品的计量完全不同，用的是一杆小秤。一般称物的权衡一斤是250克，抓药的小秤一斤只重25克，一两只重1.5625克，一铢只重0.0651克。《伤寒论》等古医书中药方所标的两铢重量都可按这样小的比例来折算，用当时的市秤来计量就不合理。
下表将现临床用药量与以小秤所含克数折算的《伤寒论》中药量作一个比较。
由上可知《伤寒论》中用药量，以我们所提出的小秤所合克数来折算，数字是可信的，用之不会出人命；如不按小秤折算，《伤寒论》中用药动辄以数两计，再大胆的医生们也不敢用古方中的这些重药量。以十分之一的比例折算的汉代小秤(有人说可能始于东汉之末)，只适用于开方抓药，不适用于其它场合，如称黄金。当时黄金流通量很多，也用市秤称量，不用称药的小秤，说称量黄金与称量药材用同一杆的秤，是不正确的。汉代还有量药的小铜量，与称药用小药秤是平行的特殊量制与衡制。据《武威汉简》医方所载，以斤两计的药味有黄连、石膏、人参、细辛、当归等；以容量计的药味有白芷、门冬、款冬、川芎、黄芩、蜀椒、吴茱萸等。小药量和小药秤就是针对不同的药味而分别使用的。
承认有小药秤的存在，中外不乏其人。有的定药秤小两之重1.08克(丹波元坚)，1.871克(小岛尚质)、有的定一两为1—1.6克(王伊明)，各有各的推算方法，但总不如“十黍为铢”的资料的平易与可靠。这里都不采取他们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