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者（就是小弟了）的话：1928年5月，日本为了阻止南京国民政府的“二期北伐”，出兵山东，并制造了“济南惨案”，屠杀包括我外交官在内的北伐军战士和平民5000余人。在历史意识淡漠的现代国人中，甚至很多人不知道这一事件，但这一事件在当时激怒了所有中国人民，引发了一场历时最久，声势最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今天，中日矛盾再次激化，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同样对日本人的某些所作所为义愤填膺，但我希望在大家高喊“反日”之前，先看一看我们的先辈们做过了些什么，就能够发现，现在的我们除了喊的口号更响亮些外，我们行动是多么的苍白。本文没有空洞的口号，没有煽情的豪言壮语，但严密的考证和详实的数据，往往能更准确和更具震撼力的反映出发生在七十七年前的那场波澜壮阔的运动。
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对策
作者：裴京汉发布时间：2004-12-2811:08:49
济南惨案发生之后，上海等地各种反日会组织的成立及其反日运动都是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指导下进行的。根据日方要求，国民政府下达的“取缔排日令”，并不具有全面禁止反日运动的强有力的管制力。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不在于反对和管制反日运动本身，它反对的是“超越管制力的反日运动”。国民政府对反日运动的立场是国民党政权成为实际统治势力以后所经历的一个保守化过程。从这一点讲，国民革命作为社会革命有其局限性。
一序论
国民革命的目标是，打破封建统治结构（反封建），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建立独立富强的近代国民国家。北伐在国民革命中占重要地位，它把通过反封建（反军阀）实现统一作为第一个目标。在北伐过程中，以收回租界和取缔不平等条约为中心内容的反帝只能成为第二个目标，因而有时候，它与反封建的目标发生冲突。
第二次北伐正酣的1928年5月，日军出兵山东以及国民革命军进入济南引起济南惨案，列强对北伐的干涉公开化。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济南惨案的态度，鲜明地反映出国民革命的两个目标即反帝、反封建在其实现过程中的矛盾关系，也给我们评价蒋介石或国民政府如何对待反帝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至今，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待济南惨案态度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济南惨案的冲突过程、军事交涉以及外交交涉过程（注：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李家振、郭墨兰：《济南惨案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5期；牛大勇：《北伐战争时期日蒋关系的演变》，《江海学刊》1987年2期；习五一：《国民革命军占领京津与蒋介石的谋略》，《近代史研究》1990年1期；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2编5卷，中华书局，1996年，676-686页；沈予：《国民革命与日蒋关系》，《近代史研究》1997年2期；张玉法：《北伐时期的山东战场》，《蒋中正与国民革命》（《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集》2册），台北，1986年；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北伐の时代》，东京，1971年。）。日本对北伐有计划的军事干涉以及残忍暴行，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向妥协一边倒的消极对应态度，作为研究结果得到了强调。但是关于济南惨案前后时期的反帝问题，另一个不应忽视的重要情节，即民众的反日运动以及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对此的反应，看来还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注：专门谈论这方面的论著有：乐炳南：《日本出兵山东与中国排日运动》，台北，1988年。）。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成果，考察济南惨案发生前后以上海为中心的反日运动及经济绝交运动的实际情况，阐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反日民众运动的反应及立场。以此来分析国民革命中反帝所具有的意义。
二反日会的成立与组织
1928年4月23日日军第二次出兵山东。以上海各团体发表反对日本出兵山东宣言（注：《上海各团体之对日意见》，《大公报》1928年4月29日。）为起点，民众的反日运动正式开始。与以往的反日运动（注：济南惨案以前的排日运动，从1908年的辰丸事件到1925年的五卅运动，主要运动发生了6次。中滨义久编《济南事变卜排日货运动》（《满铁调查资料》91编），大连，1928年，1-6页。）一样，在这次反日运动中，学生又充当了先锋。在上海，日军和北伐军之间发生武力冲突即5月3日事态爆发的消息传来之后，5月6日，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提请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努力做好反日宣传，并向日方提出3日内撤兵之要求；致电蒋介石，要求其在继续北伐的同时重视对日交涉；立即组织反日运动委员会，从7日开始停课3天，参加反日宣传（注：《学生界对日之愤慨》，《民国日报》1928年5月7日。）。5月7日又召开第二次会议，议决向国民政府提交请愿书的内容，要求政府宣布对日绝交，罢免外交部长黄郛以及恢复民众运动。会议还决定就驻上海革命军抵制反日示威事件，向卫戍司令部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提出抗议（注：《市学联会反日之表示》、《电中央回复民众运动》，《民国日报》1928年5月8日。）。
7日，广州以学生为中心召开反日大会。在南京，金陵大学学生举行示威，向中央政府请愿（注：《广州反日大会》、《宁学界为济案请愿》，《大公报》1928年5月9日。）。9日，适逢国耻日，上海、南京以及南昌、芜湖、福州、梧州等地纷纷召集反日群众集会（注：《东南各都会与济案》，《大公报》1928年5月11日。）。在上海，10万多学生聚集上海公共体育场，提出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对日宣战、自动取缔中日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注：《全市学生反日大会》，《民国日报》1928年5月10日。）。10日召开的学联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决定，一周之内各学校组织反日学生军，同时拟定了军事训练的具体计划。
5月5日以后，上海学生等不断举行集会、示威、宣传。7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召集总商会、商民协会、农民协会、学生会、妇女协会等21个团体代表举行会议，决定建立上海各界反对日军暴行委员会（一般称反日会），从此反日运动的组织基础得以形成（注：《各团体积极反对日军暴行》，《民国日报》1928年5月8日。据日方资料，5月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就进行反日（宣传）运动和日本商品排斥运动，向上海市党部发出训令。上海市党部根据训令，5日决定方针，7日组织反日会（《排日货の实情（その三）》，《北京周报》337号，1929年2月17日）。这种说法虽然具有说服力，但是无法直接确认中央党部给上海市党部所下达的训令。）。9日，以市民代表大会推荐的形式，成立了由各界代表23人组成的反日会执行委员会，下设5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常务委员会设立秘书处、财务委员会和设计委员会，秘书处内设立宣传委员会、经济绝交委员会、国货提倡委员会及外交后援会（注：《上海特别市反日会组织大纲》，《反日特刊》（《民国日报》附刊，1928年10月10日）（以下简称《反日特刊》）。），组织体系由此正式形成。
反日会的23名执行委员，包括1名市党部代表，1名新闻界代表，7名商界代表，3名劳动界代表，5名学生代表，1名国货维持会代表，1名租界纳税华人会代表，1名律师公会代表，1名海关华员联合会代表，1名妇女界代表。陈德徵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为王松廷，常务委员为刘云、邬志豪、陇体要（注：《本会职员名录》、《大会大事记》，《反日特刊》。）
陈德徵是上海《民国日报》主编，名义上是新闻界代表，但他又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党务指导员兼宣传部长。副主席王松廷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参加，时为上海市党部党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刘云和邬志豪各归属上海工会整理委员会和上海商民协会，他们都是能代表工商界的人物。陇体要是上海复旦大学学生，代表学生界，以上海学生联合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当选为反日会常务委员（注：在陈德徵强有力的领导下，以上海反日会为中心的上海反日运动得以展开，陈与蒋介石和谭延ｋǎｉ＠①关系也非常好。满铁上海事务所编《上海二於ケル排日货运动卜直接间接ノ关系ヲ有スル各种民众团体ノ解剖》，上海，1928年，3-4页。）。如此看来，上海反日会在其成立阶段，可以说，是在国民党强有力的影响下，以学生组织和商人组织、工人组织为中心组成的。
上海反日会成立后，反日宣传和经济绝交运动成为其主要活动。反日会初期的反日宣传运动主要通过学联会来进行。学联会决定自5月7日始，进行3天同盟罢课，从8日开始派宣传队，在上海进行反日宣传。学联会还决定，17日动员全体学生举行总罢课，在上海和一些外埠地区，开展宣传活动和募集北伐军费的运动（注：以上请参考《学联会反日进行》、《学联会议决暂先上课》、《市学联反日运动》、《市学联昨日起本外埠宣传募捐》、《学生会代表大会》，《民国日报》1928年5月9、11、15、18、22日。）。在国民党上海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主持下，6月13日至20日进行了反日宣传周活动，具体内容包括街头宣传、演讲，组织召开反日演讲大会，在租界通过秘密宣传队进行宣传，要求各学校进行反日教育，要求各报社发表反日特刊等（注：《反日运动宣传周之第一日》、《反日运动宣传周第三日》等，《民国日报》1928年6月14、16日。）。
南京、广州、南昌等地，步上海之后尘，陆续成立反日暴行委员会、外交后援会、经济绝交委员会等反日团体，开展类似上海的各种活动（注：有关汉口、厦门、广东、南京、北京、天津等地的反日团体组织及其活动，参见中滨义久前引书，68-177页；又见《首都各界反日激昂》、《首都各界对日经济绝交设计会成立》、《海内外民气激昂》、《南昌之国耻反日大会》、《两粤对日经济绝交》、《赣省反日运动之激昂》等，《民国日报》1928年5月9、10、13、14、20日。）。至此，显然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组织。6月初，全国反日团体似已进入筹备阶段（注：南京反日会为了商讨全国反日会的组织工作，6月4日派代表到上海。《首都反日会积极进行》，《民国日报》1928年6月3日。），但是正式准备工作始于6月26日。
同一天召开的上海反日会第十三次执行委员会决定筹备全国反日大会，并以上海反日会名义电请国民党各级党部以及各地反日会选派代表，正式开始准备工作（注：《本会大事记》、《反日会通电筹开全国反日大会》，《民国日报》1928年6月30日。）。7月11日，筹备会议决定分配代表名额，各地可派3名代表参加，主席团以武汉、南京、浙江、山东、上海的代表组成。来自各地的100多名代表参加了7月24日正式召开的全国反日大会，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上海市党部具体指导了这次大会，陈德徵被选为主席团主席并主持了大会（注：《上海二於ケル排日货运动卜直接间接ノ关系ヲ有スル各种民众团体ノ解剖》，12页。）。
全国反日会根据主席团的提议，下设政治、组织、经济、宣传等4个委员会。在7月24日召开的正式大会上，原则上通过了两项议案：一是根据经济委员会的提议，拟制日货和国货对照表，以此制定经济绝交标准；二是通过全国经济调查，为提倡国货运动做准备。根据政治委员会的提议，大会还商讨了公开济南惨案交涉经过、恢复民众运动、保护排日运动者及通过学生军积极做好对日宣传准备等事项。7月30日召开的第一次执行委员会选举陈德徵（上海）、罗琳（南京）、陈贻孙（浙江）、周叟光（河南）、邵光烈（留日）等5人为常务委员，王松廷为监察委员，陇体要为秘书长，实际上形成了以上海反日会领导成员为主体的全国反日会体制。7月31日召开的第二次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告全国民众及世界民众声明书，主要内容如下：经济上促进经济绝交，积极提倡国货，向中央提出关税自主宣言，主张减轻本国产品的关税；政治上对妥协的外交交涉加强监视，反对妥协，修订不平等条约，要求日军立即全面撤退（注：中滨义久前引书，49-52页。）。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在反日会的初期组织过程中，各地国民党领导机构起到了相当程度的指导作用。
三经济绝交运动的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