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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说，人一生总会经历许许多多的坎儿，每一道坎儿都足以改变人生的走向，而且坎儿具有强烈的偶然性，偶然得往往让人措手不及，似乎又必定如此地存在着。这些因不宜把握而带有点儿神秘色彩的坎儿，便是所谓的命运吧。
其实，这便是造物主的神通——凡事若都象线一样简单明了，或许人的自信会多了些，但必单调乏味，正因为神秘才有不可抑制的探讨的诱惑。
当然，凡事都有规律可循，但就象人不可能穷尽天下所有道理一样，完全没有必要象我那样去研究太过深奥的周易八卦，借力又何妨？人生少不了借力，就象再高明的医生也不能为自己做手续一样，必定要有许多必须依靠别人去完成的事儿，这不叫依赖，而叫协作，协作的社会的人都必须学会借力。所以，我从不反对求神问卜之类的事儿，既然命运如此扑朔迷离，了解一下又何妨？
我曾订制过一份关于命运预测的短信，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儿便是独自读短信，短信自尽是些跟求神问卜一样的劝人的话，对我处境的改善不可能有太大的作用，但至少让茫然无措的我有了着落，而没有彻底地颓废。这便是心理安慰的作用。
若是真要有所借鉴的话，还得多去研究坎儿：坎儿的先后顺序具有不可逆转性，前坎儿决定后坎儿，没有了前坎儿，就不可能有必定如此的后坎儿。
我的第一道坎儿，便是能否继续上学。别不信，对于象我们家这种穷得经常揭不开锅的家庭来说，上学也是不易的。我的那些哥姐们，就是因为家庭，都勉强应付到小学毕业便纷纷加入到拼争工分的行列。
据我母亲后来说，我自小便有不凡的表现——那么小就是一帮小哥们的头儿，不少比我大许多的孩子都甘愿围着我转。
这并没有影响父母让我辍学的密谋，幸亏一位路过我们村的大师，看到对密谋毫无察觉正尽情嬉闹的我，非要给我摸骨算命不可。无论穷富悲喜，凡事只要达到顶点，人不可避免地就要因此走向极端，一切都变得无所谓，反正已如此，母亲便抱着姑妄信之的态度答应了他。
据说，他在我身上拿捏了好长时间，惹得我忍不住直想笑，而他的脸色却越来越庄重，呆愣愣地想了许久才郑重地说，这孩子骨骼清奇，有官命，当能大富大贵，三十五岁是个坎儿，当有一劫。
现在看来，这一劫怕就是我区划调整中的那次调动吧，调动的那天正是我三十五岁生日，且不说这一劫，只说正是因为这次意外的算命，我才能成为我们家唯一的一个能够坚持读到初中并吃上皇粮的孩子。
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无疑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无论如何，我都要报答他们。但他们除了自我满足的毫无疑义地大张颜面之外，即使到我做到了党委书记这个他们觉得已经不小的官儿，他们也没有从我身上得到半点儿实惠，虽然他们并没有怨言，他们总是向着我，唯恐给我添了麻烦，而影响了我的进步，在他们看来，这种颜面已经足够。
这都怪我那个可恶的老婆，连我置换下来的旧家具都要拿去卖掉，绝不肯送哪怕一件给他们，而且总能找出一些为我好的理由：不要让他们拿去招摇！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旧家具对他们也太过高级了。我居然肯信，因为可耻的进取心！
我外甥考上大学那会儿，看中了我的一个长期闲置不用的密码箱，便托我姐向我讨。
在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我这位唯一的姐姐：她比我大十二岁，由于家里穷，好东西便要分着吃，我姐总是把自己原就极小的那一份儿省给我吃。所以，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姐是最不爱吃好东西的傻姑娘。
那时候的我们那个地方，穷人家的小伙儿即使再优秀讨老婆也难，为给我眼瞅着就过了讨媳妇年龄的大哥讨一房老婆，姐便断了跟自己实心实意好但家境同样不宽裕的二黑哥的关系，换亲到邻村一个陌生的家庭，也就是我哥的丈人家。
我姐夫与二黑哥没法比，是个地道的二百五，他压根儿就不懂得怜惜各方面都优秀的姐，或许正因为自觉差距过大，便醋坛子似地怀疑姐的忠贞，经常对姐拳打脚踢。所以，姐回娘家时总是鼻肿脸青，尽管姐从不多开口，但我哥不难弄清缘由，便故意找我大嫂的麻烦并对其施以拳脚。从此，我姐绝少回家。
我考上师范那年，姐已怀了我外甥，她背着姐夫悄悄塞给我五十元钱，这是我当时见过的最大面额的钱，也是我上师范时带去的唯一现金。每当回想起她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手绢卷一层一层地扒开拿出那仅有的一张钱的小心翼翼的动作，我心里就会针刺似地疼痛。
最让我无法释怀的，还是姐为解决我嘴馋松蚕蛹的怪癖，腆着大肚子到山上给我采剪的事儿。松蚕蛹是种长在松树上的浑身是毛的蛹，一旦沾到皮肤上，人就会疼痒难当。当我姐把一袋松蚕蛹徒步送到师范时，我最先注意到的自然是姐那已红肿得如同烂茄子的双手，泪水不自觉地喷涌而出。
但我姐从不主动向我要求什么，当她吞吞吐吐地表达了我外甥的意图后，我爽快答应了，等我再去寻找那只密码箱时，密码箱早已不知去向。我疯了似地质问阿凤，她佯作不知，我知道她骨子里根本瞧不起我这些兄弟姊妹。
我那时刚调民政局工作，正是她对我的管束变本加厉的时候，我只好向朋友借钱给我外甥买了一只新的，因我谎称是阿风的主意，我姐过意不去偏去向她致谢。她竟当着我姐的面跟我吵起来，我强忍着怒火待我姐离开，我第一次动手教训了她。
这事儿很快便闹到我岳父那里，岳父告诉我，要从政，必得先制怒，凡事得辩是非，不可太张扬。看得出来，他情绪有些激动。我唯唯诺诺应答者，心里却在想，这官儿到底算个什么东西？
摸爬滚打了许多年之后，我开始琢磨这个“官”字。从字形上看，它是一座各个层级泾渭分明而又紧密相连的金子宝塔，一个人稳稳当当地立于塔尖挥舞魔杖统驭着各个层级；每一个层级向上攀登的路狭窄又多歧途，或曲折而终或直通罗马；每一个层级的内部又被细分为若干层级，各个层级之间既有大致相通的规则又有严格的等级分别，层级的高低则直接影响着攀登的路径和终点；乡镇虽处于宝塔的最低层级，但也绝非有些所谓的官场小说所描写的那样卑微琐屑，踏入这个层级的人即使破了坎儿，每前进一步甚至要付出相对加倍的代价，有不少同样具有较高学历的人在这个层级里努力攀登了一辈子，却发现自己仍在原地踏步走，似乎永远都是改革的首要对象，而在稍高一点儿的层级同样的人只需一出手便会与之有了恍若隔世的差距。
因为我成功地把握了每一次机遇，所以我登上了这个层级的巅峰。细品一下其中的滋味，有时候感觉还真需要认真地学习“小弟弟”，经常地说一些隐晦难懂的话，做着惟妙惟肖的模仿，顺从而从不执拗，总是心嘴分离不知所云，如果没有那种能大能小能屈能伸的精神，着实不易应付。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做官似乎是自己最好的选择，虽多少带有误打误撞的成分，但毕竟已接近了我的人生目标，而且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对这个方面的许多问题往往能心领神会，分明存在着天赋，或许果如大师所言，我天生有官命。
一个层级的顶端是向下一个层级攀登的和资本，因此我从得知自己被调至d乡做书记的那一刻起便确立了继续攀登的目标，虽屡遭挫折，信念却从未因此而动摇过分毫，所作所为始终都在为目标做着努力。
经过了三十五岁那道坎儿，也就是我调e镇的第三年，我如愿以偿地被确定为副县级后备干部，跟我时而慷慨时而严肃时而诙谐的谈话让我整整细细地回味了二天二宿，越回味越莫名其妙地激动、紧张、兴奋、不安，飘飘然如置身空中，直至稀里糊涂地睡过去。一觉醒来，正值早晨，一缕清凉的甜丝丝的感觉直透心肺间让人不觉油然而生豪情。
那段时间，我明显放纵了自己，频频出席同事和部下为我举办的庆功宴会，与他们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常常沉醉不知归路。
岳父对我的做法深不以为然，却从不向我多解释什么，甚至连片言碎语也没有，他总平静得象一团死水让人感觉不到丝毫“活”的气息，两眼总呆愣愣地瞅着冷不丁就会掉下一点儿土渣的屋顶，要不是他眼睛的余光偶尔泛起一丝光亮，我真会以为他已患了绝症，生命将从此消沉下去。说不清的哪天起，我开始厌倦他，不再敬畏他，也绝少向人提及他，连他约定的每两月一次的固定见面也缺席了好多次。
醉意朦胧中，我突然记起了他，没有任何约定却非要前去拜访他不可，嗓门自然也大了不少。
他募地自躺椅上直起了身子，似曾相识地打量了我许久，而后又缓缓地躺了下去，仿佛从天边飘过来的声音，你来了吗？
我忙自镇静了一下，炫耀的念头一扫而光，嘴里已不由自主地温顺了许多，对不起，好久没来看您了。
他沉思了良久才慢吞吞地说，不需要了，鸟儿的翅膀硬了，要起飞了，但愿不要竹篮打水。说到了后来，声音里明显多了颤抖。
待我从他那小屋出来，虽已秋寒料峭，我发觉自己的手心却已完全被汗水浸湿了。
他在诅咒我，肯定是在诅咒我。我莫名其妙地冒出了这样的念头，恐惧地胡乱猜测着，事实却不幸被他言中了，我知道自己又遇上了坎儿。
这个坎儿便是县委领导经常强调的社会稳定问题，问题的发生完全因为我低估了农民的能量所致——他们先是三三两两地到镇里上访，所反映的问题没有引起我的足够重视；继而他们跑县去地到省进京，参加的人员越来越多，造访机关的层级也越来越高；最后竟出现了村村联合跨镇联合的趋势。
为了探测县委领导的态度，我虚拟了一家外商去向书记汇报，书记不耐烦地打断了我，近乎严厉地指示：招商引资的事让镇长去办，你当前最紧要的就是抓好社会稳定。
书记的态度直接关乎我的仕途，自然不敢怠慢。我第一次系统研究了上访群众所反映的问题，实在难怪处理人员太过无能，有不少问题确非常棘手，譬如农民负担问题，由于县乡村层层加码，早已远远超出了中央百分之五的规定，超额部分的资金则全部被用到了弥补各级财政赤字上，特别镇一级，前些年盲目上马的项目几乎已全军覆没，恰如老百姓所传唱的“个人学了乖，经理赚了钱，政府得了债”，如果不向农民摊派，债台高筑的政府恐怕连正常运转也难以维持。
如何解决这一两难问题呢？退款？不可能，没有如此财力，而且这不是一个两个村的一年两年的问题太容易引发连锁反应，绕过去，绕过去就柳暗花明。
我竟会被自己感动了，如此迅速地就形成了解决稳定问题的基本策略：惩治腐败，打击捣乱分子，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减轻农民负担。
惩治腐败，即由镇纪委负责对群众反响较大的农村干部予以查处；打击捣乱分子，即由镇公安派出所重点打击妄图乱中取栗的不法分子；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则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但必须争得群众的理解，为此，不惜资金创办了镇有线电视台，加大宣传力度。
具体措施上，对外围追堵截，严防人到镇外上访；对内则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尽力避开敏感问题，着重解决一些群众的实际困难。
五路出击，e镇的局面很快就得到了控制。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我成了他经常挂在嘴里的最能干实事的党委书记。
但由于e镇的不稳定已引起了地委乃至省里的关注，责任当然得由我来负，县政府空缺的副县长还是由外县调任了。
失望之余，我又获知自己居然在农民当中赢得了清官的美誉，不由惊出了一身冷汗，便总想着如何前去辟谣。
如今官场上许多事实在让人无法说清，谁曾料想精明强干的会在一夜之间突然被宣布调地直部门做负责人，我强烈要求调离e镇的愿望落空了。书记是外来干部，刚到我们县就稀里糊涂地卷入了党争，实在辜负了一身好才华。其实，我们县已连续有好几任书记属于这种情况了。为此，我们县已渐渐堕落至贫困县的边缘。
新任书记据说是位年轻的强势人物，有着极为深厚的背景，刚一到任就宣布近期内不再调整干部，终于打破了一任书记一批或几批干部的惯例。
随着他的到任，酝酿了许久的农村费税改革终于开始了，按照我最初的计算，如果依法征收的农业税不再坠入加负——欠收——加负的恶性循环，并不会对镇财政构成太大的影响，尽管我总是或有企图地宣扬镇财政将如何如何紧张的悲观论调。
税比费虽规范了许多，征收起来却象费一样困难重重，接近三分之一的村庄迫于任务完成的期限由村干部借款垫交，不少村干部为村民垫交的税费款高达十几二十几万，个别班子瘫痪的村则依旧颗粒无收。
原本就不宽裕的镇级财政因此普遍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的压力，幸喜有一国家重点工程涉及e镇，虽增加了我们不少的工作负担，由此而带来的土地补偿费却为镇财政提供了莫大的周旋空间：镇财政先是对涉及村庄多年来的税费欠款进行了抵扣，无异于杯水车薪，不得已只好向尚有余力的村庄转借。我知道，这样做非常不明智，也不会持久，便加快了调离e镇的运作。
年轻的书记总算大面积调整了一批干部，据说也是最终妥协的结果，我这位老书记跟前的红人由于忽视了其他副职领导的作用，自是有名无份。
干部调整结束后，年轻的书记终于肯亲临e镇，我突然记起了不经意间听到的关于接领导的事儿，便独创性地去镇界接他，却不料他已从另路赶来，待接到秘书电话匆匆赶回时，已见了汗，再三解释后，他没有说话，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这也算是一个信息，我的心总算平静了下来。
他只是例行的调研，没多大事儿，随意地看了我最为得意的几处招商引资成果，又听了我精心准备的汇报后说，你们的招商引资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嘛，好好干下去，会大有前途的。
不要小瞧了这句话，到底是镇还是人会大有前途，便要靠个人的感悟了。这便是领导艺术，别以为领导就是作指示，领导更多需要的是姿态，姿态也能鼓舞人，而不一定非要总是说，连表扬都该似是而非，越似是而非越容易激发人的热情，因为似乎这样关系便近了许多。
不过，除非有心领神会的本事，这话只能留待以后去品，当时除了无论怎样的结果都必不可少的谢主龙恩之外，唯一该做的就是认真地听，最好要有本和笔，哪怕不记，却至少是一种重视的姿态，谁不希望得到重视？这效果有时候甚至能胜过事后的所有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