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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尽全力地接待后,连自己都挑不出任何的不满,他自是满意而归,散了架似的疲惫和麻烦只能留给自己——我清楚,但我当然不会去说,以e镇目前的状况,绝不会有大逆转的奇迹发生,而我却必须因为他的满意而继续留在e镇面对,我又怎么敢让他不满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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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所谓的难事儿必是因为人的思想首先松懈了,逼到非要硬着头皮去闯的时候,千难万难也不过如此。我就发明了以高额奖励政策鼓励干部去镇外拉税款借以缓解财政压力的做法,原以为这个损人利己的发明肯定能使e镇的财政在全县的排名大大靠前,却不料这并非是我的专利,其他镇也都在悄悄地进行着。勉强拉进了二百万税款,返成扣除高额奖金后已所剩无几,我全部把它用在了机关干部的工资和年终奖金上,虽远远不足以弥补他们的工资缺额,毕竟重新燃起了他们的希望。

不要小瞧了机关干部的宣传作用,他们对外无限地联系和对比,足可以胜过任何的宣传媒体,这便是人气,少了什么都不能少了人气。这是我一贯的观点,凡事都需要坚持,人气是坚持最重要的保证。——费改税政策只实行了二年,农业税便取消了,由于上级财政加大了对镇财政的扶持力度,连同挪用村里的转移支付,勉强可以维持现状。

单靠维持现状肯定是不行的,果如是,镇财政将永无出头之日,自己的仕途也就走到了尽头,而若要有所作为,又必然要面临四处躲债的境遇。权衡利弊,我决定搞镇驻地和工业园区的配套工程,尽管镇财政可以挤占挪用的所有资金还不足工程预算的一半,还是先干起来再说吧,只要干起来就会有办法,不干永远没办法。

由于我亲自抓靠,工程进展还算顺利,工程临近完工时不知谁走漏了消息,工程队停工向我追讨工程尾欠款。我威逼利诱才总算令他们完了工,由此却被工程队长沾上了:回家?他便拎着东西跟到家里;去饭馆吃饭?他会突然冒出来忙着帮我结账,客人不解,我便戏称自己找了一个保镖,他也不辩解;后来,干脆搬了一把椅子长期蹲守在我办公室门口,那意思,你总不能不办公吧。

公当然要办,我就不能把党委会挪到镇外去开?但我再三叮嘱秘书一定要管他饭吃,他毕竟是我们的债权人,可时间一长秘书烦了不再理他,他也不着恼,我当着他的面胡乱冲秘书发了一通火了事。

与此同时,县计生局长因我长期挪用计划生育事业费气势汹汹地兴师问罪来了,扬言我如再不将挪用的资金拨出,他将向县委做专题汇报,他是一个说得出便做得出的人。我竭力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仍不凑效,直到我指天盟誓做出划拨的具体承诺,他阴云密布的脸才稍稍放晴了些,自然又得搭上一桌丰盛的午宴。到了承诺的期限,我实在掏不出这笔钱,他又拿我若何,无非是暴跳如雷大骂骗子而已,我不计较虚名。

诸如此类的讨债实是不胜枚举,但最让我于心不安的还是对村级的转移支付,据了解除个别经济状况较好的村庄自行兑现了干部工资外,其他村干部又都白白忙活了一年,至今虽仍无人公开讨债,但连我自己也说不准如再发生类似前面的大面积上访事件他们还有没有积极去扑灭的热情,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实是敢怒不敢言。

e镇是一个多沙的镇,随着建筑业的隆起,细沙的价值大增,不少村庄都发了沙财,镇政府却没有丝毫利益可沾。日子宽裕的时候,我不屑算计,日子紧了,做一下文章也未尝不可,但话又不好明说,便出台了一个盘活存量资产计划,鼓励村庄积极实施变现:凡村庄的沙、树木、房屋等资源资产的出售变现必须报镇政府审批,由镇政府统一组织,严防暗箱操作,镇政府从中抽取百分之五的管理费。

虽然不少村庄已无细沙和固定资产可卖,但从全镇来看,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有了这项政策,村干部们手头宽裕了,自是喜笑颜开。

某位支书,思想固执保守,却是位地道的“明白二大爷”,不仅自己不肯执行盘活存量资产计划,还鼓动了十几个村的支书,有人告诉我,他居然是前阶段群访事件的少数几个幕后策划者之一。所以,我久欲免之而后快,却总难趁人愿,因为只要党委稍有动议,就会出现该村党员齐聚党委抗议的被动局面。

适逢他村有一年轻后生组织了十几个人到镇里上方反对他,我抓住机会责成镇纪委从速立案查处。可查来查去,竟会查不出他丝毫问题,逼急了,纪委书记反而向我列举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从不管账管物,唯一管过的一次物,就是去年他村雇佣机手整修街道曾买过的一条香烟,但他对每一盒香烟的去处都做了记录,时间、地点、人物周到详细,余下的两盒仍保存在他办公室的抽屉里,调查组将其撕开时,已然发霉变质。

怎么可能是个廉政典型?!我苦口婆心地诱导着纪委书记,譬如负担问题、生活问题、作风问题。

镇纪委书记是个大学生,精明强干,在e镇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平息群访事件中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偏是他不识火候儿、认死理儿、喜欢较真儿,这也是我长期压着不提他又不让他调走的最直接的原因,总希望他会有所觉悟,他居然会信誓旦旦地说,我敢以党性担保,他在这些方面都过得硬。

你担保别人,谁担保你?离了胡屠夫还吃不上猪头肉?我心里想着,便以村庄不稳定为名免去了某支书的职务,这同样是个无可置辩的理由,当然也充分利用了此后的领导干部压编和镇级机构改革,先让纪委书记保留级别做了纪委副书记,后又让其家属成了编外干部。

这就是一块垫脚石,我岂能不明白,自己所任命的与某支书做对的年轻后生是村里出了名的无赖,根本不是做支书的料,但我偏要这样做,而且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这也是一种态度:年轻后生不仅敢说敢做,而且执行领导意图决不含糊。

且不提这一任免让我的绝对权威得到了充分展现,单说新支书刚一上任便把村里的二百亩沙滩全卖光的做法,实在欠妥,未及与之联系,群众已扶老携幼到镇政府讨说法来了。虽然他预先将镇里应得的四十万管理费如数交到了镇里,但我还是向镇长再三交待:钱固然重要,稳定更重要,挣钱必须要在确保稳定的基础上进行,叫你挣钱没叫你弄得不稳定。这便是官话,无论怎么说都有理。

镇长自然既想发财又要稳定,便派人做工作尽力争取,而做工作的人又自以为有了镇党委政府的文件就态度强硬,不可避免地把问题推到了县里——该村出动了上百辆出租车到县委县政府集体上访,不可能不引起县领导的重视:宣布年轻后生与承包商签订的沙滩出让合同无效,建议镇党委撤销年轻后生的支书职务。

建议无异于命令,但当真如此去做,镇党委哪里还有颜面?赶巧,失去了克制的村民打折了年轻后生的腿,在我的直接参与下,公安对十余名带头闹事者实施了刑事拘留,有五人拘转捕。受这个事件影响,沙滩虽没卖成,镇党委却一致通过暂不下支书免职的文件,事情就这样被拖了下来。

拖,不仅有拖黄拖坏之说,有时候也是最有效的工作方法之一。

省委组织部干部处长终于有了回音,他说,我已于近期向你们谈了你的情况,我们是省委党校的同班同学,估计问题不大,静候佳音吧。末了,他又强调道,你们县是个是非之地,不过,你放心,他很强势,一定要注意多向他汇报。

有了处长这些话,我心里明亮多了,但凭我多年来常常自以为是的经验,我对他的热情升温不宜太快,话也不能太过直露,借汇报工作之名经常到他办公室坐坐倒是非常必要。

应该说,这个度极不易把握:既要去他的办公室,还要借鉴以往的经验充分顾忌到其他副职领导的感受,难哪!

虽然我从不在书记面前议论他们太多,这样容易给书记造成不能容人的印象,也算是我多年来积累的一条经验吧,但随着去县委次数的增多,还是惹起了副书记们的注意,我明显感觉到,他们都在透过半开半掩的门缝端量我,看来,原就不顺的关系难有改善了。

幸喜自己渐渐在书记心目中有了分量,这从唯恐漏掉哪怕只有一个细微动作的与书记每一次单独相处的回顾中不难发现。

或许领导对拟提拔的人各有各的对待方式,他便不会象老书记那样四处给我树威信,而是冷处理,至多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好好干吧,会大有前途”,甚至没有寓意深刻的微笑,更不会有表扬。

这样也好,至少不招摇,倒少了嫉妒,反更有利于提高威信。——我那份沉寂了许久的期盼又被高高地吊了起来,开始为调离e镇积极地做着准备,镇机关无疑已被我故作不经意透露出来的信息充斥着,不要小瞧了小人语,还真有被他们言中的时候。一次酒后,我蛮有把握地对镇长说,如果我离开e镇,还是你来做书记吧。事情往往越是朦胧越容易让人相信,镇长果是信了,象配合县领导一样配合着我。可过了太久,仍不见有什么动静,镇长和我一样着急,便催我亲自跑一趟省城。

到了省城才得知处长已赴京学习,便又尾追到了北京。见了我的面,处长甚是诧异,他说,正好,我已有十多天没见到荤腥了。这简单,可陪他酒足饭饱之后,他仍迟迟不肯说,几经催促,他才变得严肃起来,缓缓地说道,看来,事儿要麻烦,你们老板嫌你年龄偏大,要不然,你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了他?

得罪了他?我会在什么地方得罪他,我又怎么敢得罪他?我想破了头皮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这就是官场吗?我强自克制着,只觉天旋地转,四肢乏力,直想静静地躺倒床上什么也不想也不做任时间随意流逝。

处长沉吟着,象是最终下了决心似地自顾自说着,其实,事情还没到彻底绝望的份儿上,三十九岁的年龄对副处级干部来说,并不算大,果真登上这一层级仍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不过,他确非常强势。倒还有一招,不妨一试。

我正待追问,他用眼色制止了我,继续说道,你岳父在北京有一位莫逆之交,据说你岳父曾救过他的命。这是位一言九鼎的人物,非常喜爱有才华的年轻人,他若肯帮忙,必能绝处逢生。

可惜我也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只是跟他小儿子一起喝过酒,那还是在你们县工作的时候。他每年都派小儿子去看望你岳父,适逢你与阿风闹别扭,你岳父便拉我去陪了他。

父亲是铁腕式人物,小儿子却独不喜官场,一毕业就做了商人,如今已修炼得喜怒不形于色,难得的大气!

从他与你岳父的谈话中,我了解到这位老爷子有个颇为独特的嗜好:每顿饭的主食必不可少了你岳父村的地瓜制品,主菜通常是醋炒地瓜叶柄或地瓜叶渣,否则便无法下饭。

至此,我方才明白岳父之所以会每年都不厌其烦地向北京邮寄这些不值钱的东西,霎那间,对他那张本已生厌的似乎永无生气的脸竟重新有了好感,居然想替他去拜访一下老人——既有如此情谊,一个女婿半个儿,有何不可?

处长便忙不迭地从兜里掏出一个翻得近乎烂了的小电话薄去找电话号码,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共有四个这样的小本,密密麻麻记满了从中央到村级他所有熟悉的人的电话号码并按联系的紧密程度分别做了标记,a表示经常联系,b表示一般性联系,c表示急需时才联系,d表示急欲联系而经常联系不上。

号码总算找到了,属于d字级别,电话里总是那个“您拨打的电话号码是空号”的娇滴滴的声音。

处长说,你还是先回去找你岳父谈一下吧,我会自始至终帮你的。

那时候,我还不懂官有不屑为的道理,只觉果真如此的话,自己的前途岂不能有更大的发展?

回到e镇,县级人大和党委两大代表已在镇长的主持下按县委分配的名额和要求选了出来。

现在的选举不同于以前,严格按规定的程序去操作既麻烦又容易出意外,我一猜便知他又做了假,好在许多村划为一个选区,即使有人关注结果,也不易查出问题。

我刚下车,镇长便神秘兮兮地凑上来汇报这汇报那,我不耐烦却又不便表现出来,勉强笑了笑,他已乐得屁颠屁颠的。

摆脱了镇长正思量着如何去见岳父,老人家的电话已打了过来,我放下电话便赶了过去。

他先是警惕地端量了我许久,未及我坐下,便老大不满地说,处长把有些事都跟你谈了吧?这个人哪,我原先并不想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既然知道了,切记不要再往外传。

我点了点头,老实巴巴地说道,我去北京了,处长正在北京学习。

他叹了口气自语道,他哪里是去学习,分明去找老爷子了,刚才还来电话问这问那,恐怕现在已到了老爷子的住处。

我有些茫然,试探着问道,作为礼尚往来,咱也去看望一下老人家吧。

他说,不要去麻烦他了,他正在养病,最怕人烦,你的事儿,我也跟他谈了。

我毕恭毕敬地问,那,现在该咋办?

他平静地说,回到你的岗位上去,除了工作,什么都不要做。

不得已,只能如此!如此中,县级领导班子换届顺利结束了,自又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时隔不久,那边又传来了处长调某地级市任副书记的消息,而我的事却仍杳杳无期。

春节很快就到了,我打算给送十万块钱,但被我岳父给坚决否定了,他警告我说,不要以为凭钱什么事都能办了,回到你的岗位上去,千万不要出事。

——不难想象,关于我的那些传言被现实无情地打破后,我在镇机关的威信一落千丈,我甚至能感受到他们心中的那份不屑,连阿凤都重又高傲起来,那眼神分明在骂着“没出息的东西”。

我心里时而空落落的象虚脱了一般,时而又象充满了气仿佛要炸裂似的,而时间却在拼命地奔跑着,我真切地听到了那轰隆轰隆的奔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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