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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小老头说，又该我了，关于命运的概念，兄弟们已讲了许多，我不想再去探讨，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命运不仅存在，也可以预测，而且能够计算。
我曾在一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处听过一种计算方法，叫“命运等式”，据说经他专门研究提出，认为：命运有值，而且是一条追求高值平衡趋势而非畸高畸低变化的奇怪曲线，因人而异在1——2000内波动，1000是个分界，1000以上的都是大人物；1000以下的都是小人物，小人物偶尔也能达到1000，但只能算作畸高点，一般人的命运值多在100——400的范围内，超过400并渐趋平稳已算是不错的命运了。
就象迷信的人利用出生年月日秤命一样，把相关要素套入公式就可以计算，公式是：命运值等于学识、能力、背景、机遇四大又会被分解为若干小项的命运构成要素相加再加上各大要素分别乘以其与环境之间的作用系数的和。
至于计算，实在太过繁复，我曾专心学过七七四十九天，仍不得要领，只好请提出者代为测算，命运值由最初的38逐步发展到现在的458，暗中与自己的经历相合，竟颇多灵验：命运值为38时，正值我刚毕业因为工作而一筹莫展；及至遇到阿惠，命运值才一路跳升；当选村委会主任又兼了支书后，命运值达到最高点1000，之后又逐步下滑，期间略有起伏，降至458便开始走向平稳。
提出者有一个拒不外传的类似于对数表一样的东西，可以最大限度地简化计算，他说，这不是迷信，而是绝对的科学。既是科学，我便不再过分顾及故事的连续性，只按这条奇怪曲线的变化顺序来讲述。
事物的大小都是相对的，相对于大机关来说，村这一级自治组织几乎是微不足道的甚至会让人觉得有点儿卑琐，但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却从不会感觉到它的渺小，只要关于它的事儿便是天大的事儿，它的官儿自然就是能够撑破天的官儿。
因此，当村委会直选的消息通过灵通人士传扬酝酿了终于得到证实之后，往日里吵闹喧嚣的村庄暂时平静了下来，人们的神情变得庄重而又神秘，脚步匆匆中透着根本藏不住的兴奋与期盼，邻里间或为宅基地或为孩子误踩了几棵秧苗偷吃了几个桃子之类鸡毛蒜皮的小事而长期进行着的指桑骂槐的对骂不经意间已被亲密无间的相处所取代，一些发誓老死不相往来的老亲也开始重又走到了一起，“三大爷”“二大娘”亲热地叫着，有的甚至办起了酒席，任可怜的财富挥霍着，任重又燃起的激情燃烧着，彼此亲密无间地走动着、猜测着、讨价还价地商讨着。由于我们村被镇里确定为三类村，最后一批进行直选，人们于是便又多了几分期待。
这一阵子，直选无疑成了每一个家庭都最为关心的事情，各种各样关于直选的消息也不断传来：先是甲村德高望重声名远播的老支书不可思议地落选了，继而乙村村委会成员全部由街混子当选，其次丙村老支书嫌自己票少便在选票上做手脚被当众揭穿，再是丁村一望族候选人因自己未能当选便带头砸了票箱致使选举被迫中止，后是某村一刑满释放人员以每票一百元的价格收购了全村两千张选票而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镇里多次派人调查都查无实据只能承认选举有效。当然，最令人欢欣鼓舞的还是镇里不再提名候选人，除了协助保障会议秩序之外，完全由村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举。
当时正值我创业的关键时期，对直选并没有族长爷爷所期待的那份热情。我们村直选的那天，他特意起了个大早赶到镇里劝我回家参加直选，恰逢我的一个客户赶来，我便决定把选票委托给他，他说他已接受了两个人的委托按规定不能再接受委托，适值因夏雨一事绝少理我的刘老蔫儿也急匆匆赶来找我，我便随手把委托票交给了他，一向对支书甚是敬畏的族长爷爷动作麻利地一把从支书手里把委托票抢了过来，自作主张地把委托票转交到随他而来的村会计手里。
我无奈地摊了摊手，刘老蔫儿也莫名其妙地笑了笑，那笑里分明充满了敌意和蔑视，搞得我一个上午心里象堆满了乱草怎么也无法打起精神来。
中午，我正陪客户吃饭，族长爷爷又打来电话，声音甚是激动地说我当选了村委会主任。
我只是一愣，便异常坚决地说，我不干。
电话里同样也是一愣，立即传来了努力克制着却依然激昂不已的声音，妈了个巴子，你混蛋。说完，只听咔嚓一声便传来了忙音，必是已摔了电话。
客户自命为农村通，他劝我，你千万不要小瞧了村主任这个小官儿，别看官不大工资也不高，干顺了，前途不可限量，而若是落入歹人之手，必要祸及一村百姓。
见我不信，他便向我讲了他们村的故事：我们村是一个不足三百户的小村，四大家族互不谦让谁也不肯服谁，镇里便安排他们轮流当家，自是窝里争斗不休，直到把村里折腾得债台高筑，四大家族才终于丧失了争斗的热情，家族内部也开始出现分裂相互埋怨不止，再也没人愿去做这劳什子村主任。
被逼无奈，镇里只好把四职干部分配到四大家族由他们各选一人，人虽选出来了，可四人当中没人肯做主任又不同意其他三人的任何一人去做，勉强凑合了三个月便自动散了伙。至此，我们村已有近三分之二的成年男性做过村干部。
这时候，有一孤门小户的年轻人毛遂自荐，四大家族想想也无法只好由他去做。新主任上任伊始，就革除了以往新老干部互相攻讦拆台的陋习，对过去的问题采取既往不咎的政策，不仅自己从不主动去挑四大家族中任何一族从政的过错，即使有别人提出也尽力去安抚慰问，加之其处事却也公道入理，很快便赢得了上上下下一致拥护。
立稳脚跟后，目光便瞄向了村里丰厚的资源资产，他主动去找四大家族协商，四大家族都感自己对村里的债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便任由他自作主张。
他利用处置资源资产换回来的钱，不仅还清了村里的债务，而且先后免费为村民安装了自来水、整修了街道、解决了农灌线网不畅通的问题，件件实事掷地有声。
时间渐长，族人们慢慢便发现，原属自己的资产资源已纷纷落入他人之手，满足中充盈着自得的那份儿好心情立时被沉重的失落感所取代，开始零星有人到镇里上访，屡遭碰壁后迅速地燃成一片。
但新主任早已今非昔比，四大家族虽空前一致地团结起来，要扳倒他也并非易事，不是无人理睬就是查无实据。
镇书记调走后，镇长接替了书记才总算对他动了真格的，据调查组反馈，村里的账务虽从他一开始就混乱不堪，问题却多发生在村里出现大面积上访之后。
这样的结果自非族人们始料所及，而新主任被判六年徒刑的现实更让他们震惊不已，不少人都在悄悄地照顾他的家庭。
据说因为有人保了他，他三年就出狱了。
出狱后，他举家迁到镇上做起了建材生意。因担心他的生活，曾有人偷偷跟踪过他，原本家境并不宽裕的他买了一栋带有很大院子的临街二层小楼，常见有高档小轿车出入。或许事情原该如此，族人们在疑惑和不解中偶尔也能看见他自己开着车回村里一趟，尽管每到村口都会示威似地把车喇叭摁得叫个不停，却绝不跟村里人照面或交谈。
村里人的心情因此变得复杂起来，或愤怒或鄙夷或添了几分嫉妒，因为村里虽没有因他再落下饥荒，由他经手的几项工程却因质量问题变成了村里人似乎永远都无法填满的枯井……
正说着，族长爷爷领着新当选的村委委员们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只见他脸色铁青，额上冒着汗，四肢乱颤，指着我憋了许久讲不出话来，幸喜客户见机得快，连哄带拖地把他扶到了座位上，重又叫了菜。
这时我才发现，新当选的村委班子除了刘老蔫儿一人整个原班人马未动。他们告诉我，刘老蔫儿只得了二十票，还不足他们那一枝人票数的五分之一，而我却得了近乎满票。
我是一个骨子里透着执拗的人，或许听了客户的故事，看着充满期待的他们，突觉得血直往脑门上涌，干脆地说道，豁出去，我干了，但需依我一个条件，到我实在干不下去的时候，得允许我自动辞职。
族长爷爷长吁了一口气，习惯地环顾了一下众人，玩笑道，实在干不下去的时候，想干还不用你干哩。那天，他喝了许多酒，醉得一塌糊涂，嘴里却仍在含混不清地连喊痛快。
后来，父亲告诉我，为了让我当这个村主任，年逾七旬的族长爷爷几乎做遍了村里所有人的工作，可见对我的期望之深之切。
当了官的感觉就是与寻常百姓不同，还没来得及上任，村会计便把三百元钱送到了我家里，嗫嚅着，说是族长爷爷到镇里请我那天中午的饭钱。
我说，那天是我在接待客户，是我在请客呀。
见我不懂，他的语气也硬了起来，嘴里振振有词，说以前都这样的，村长家里无私事，应该的。
奇谈怪论，我坚辞不收。
他缓了缓语气，声音里已多了些钦佩，谈话便变得推心置腹起来，劝我，还是收下吧，长此以往地赔下去，谁也赔不起，传出去，我也不好做人。
我实在无法理解，态度便生硬，说这样的规矩以后得改，这样的好人你也趁早少做。
果如村会计所说，不足两个月的时间，我便赔进去了三千多元，比我从村里应得工资的一半还要多，好在我不在乎这俩小钱儿。
这些琐事且略过不提，只说没等村会计离开，管区那边已来了通知，说是到管区紧急开会不得缺席莫误。
见我要去开会，村会计硬把那三百元钱塞给了我，说用不着再还给他便匆匆走了，看他灰溜溜的样子，我几次想喊他回来安抚几句却都没有喊出口。
其实，管区就设在我们邻村，也是我们管区十三个村庄直选中唯一一个村委委员全部由老干部当选的村庄。说来也怪，管区这帮人开会总要选在临近饭前，说是主要为了照顾村干部们的农活儿，另一个原因正如管区主任所说，大家都心知肚明，心知肚明的事儿最好别去说。不过，如果你能耐心地听完我的故事，自也会心知肚明。
管区主任是个大胖子，有人戏谑，说他只长肚子不长肉，如持立正姿势撒尿必看不到自己的，他从不辩驳也不着恼反会手扶肚皮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
他当了三年义务兵，转业后便到镇里干临时工，先是转正干了合同制，后又办了招聘，九四年过度公务员时转为国家公务员，一直在管区做“片三”，到去年才做了“片一”。
关于这个称呼有个说道，因为工作片一般都有三个人，“片”又与“偏”谐音，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三轮摩托车，按照排名就这样被叫开了，后有高层领导嫌这称呼不雅便把“片”改成了管区，但这称呼还是被当作一种文化悄悄地保留了下来。
他自称是镇里的活字典，连哪位农村干部的身上有几颗痦子都能说得清，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更是不在话下。
他天生一副好脾气，喜欢说俏皮话，一旦惹恼了人家，人家便会指着他的鼻子骂，他也只憨憨地笑，绝不会多吭一声。
待我赶到后，人便齐了。现场已排下了两桌酒席，自然是书记主任各一桌，两张桌子之间怕打起来似的隔得远远的。桌上的人由于都是邻村，虽不十分熟识，却也相互认识，彼此点了头算是打了招呼便各就各位。
坐下后，因无事可做，我便观察场上的形势：书记桌上恰好十三个人，主任桌上则少了五人，这些人虽都经过了打扮，却仍掩饰不住粗俗和不停地满身乱搓而形成的灰颗粒，有的甚至穿着拖鞋赤着脚沾满了泥巴也不洗。酒宴未及开始，目光便全部扫向了桌上的盘子，我敢打赌肯定有不少人在暗自数着盘子内到底有几块肉盘算着酒宴开始后筷子的进攻方向。
说不清过了多久，管区主任终于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话，他说，到目前为止，全镇的村委会直选工作已基本结束，有两个特点：一是村委会选举完全依法完全由村民们直选；一是借鉴外地经验，要求全体村支书必须都参加村委会的竞选。
从全镇的情况看，有三分之一的支书兼了主任，也有三分之一的村庄因为参加选举的人数达不到法定人数或者因有人故意捣乱会场至今还没有换届成功。
大家都知道，我们管区算好的，十三个村都已选举成功，其中有五位支书成功兼任了村主任。
在这里，我必须再强调两点：第一，根据法律规定，党支部对村委会具有绝对的领导权，村委会必须绝对服从党支部的领导，特别是新当选的村主任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不擅权，不越权，不专权，党支部村委会要密切配合，坚决完成党委政府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第二，不论是支部书记还是村委会主任，都要认真学习，党有党规，村有村法，今后一定要依法办事。还有，管区三个人经过商量，今天特置办了二桌酒席算是为大家庆功。下面，我不啰嗦了，酒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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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种风卷残叶一样的山吃海喝，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难免要放不开手脚。邻村的主任是位老主任，曾跟我学过大棚技术，情感上自是近了许多，便劝我，吃吧，不吃白不吃，吃的喝的都是自己的。
我一时不解，他又进一步向我做了说明，镇里原是不给管区拨经费的，怎么办？他们便背着镇里每村收二千元作经费，这些钱都是自经费里出的，不是自己的还有谁的？
仅一会儿功夫，邻村老主任的舌头便已打起卷来，对我愈是亲密，嘴几乎啃到了我的耳朵，你知道那帮支书是怎么弄的？你老兄盖房子，我从我们村给你杀树弄梁杆；我耕地，你免费给我提供拖拉机。，狗猫腻糊弄了老百姓糊弄不了老子。说着话，我身上已连中了他五拳，醉酒的人不知轻重，捶得我生疼，我便离开了他。
管区主任也沾了酒，据说他喝酒有个不成文的名堂叫做“三二一，一二三”，即是盛三两酒的杯子前三杯必三口、二口、一口干掉，后三杯则正好反过来，未及六杯其他人已溜之乎也，他便唯我独尊，人称“酒王”，居镇机关“八大酒仙”之首。他粘粘糊糊地把我和刘老蔫儿拉到一块，然后把我们的手握到一起，却什么也不说，只嘿嘿地笑着。
刘老蔫儿自那天我的委托票被族长爷爷抢给了村会计便懒得跟我说话，直选结束后更是如临仇敌，至此时尽管我亲热地叫着“老叔”，脸上仍是无一丝笑意。
主任端着酒杯转了一圈又转了回来，两眼直直地瞅了我一会儿，又去瞅刘老蔫儿，刘老蔫儿还是那副雷打不动的表情，他便冲刘老蔫儿嚷道，人家都叫我老王，可有些事我是永远不会忘的。
至今我也搞不清他那句话的含意，权且认作醉话。
这时候，场面上起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因轮番离席敬酒，某村的书记和主任不知何时凑到了一起正激烈地争论着，正当管区主任赶去劝架的空儿，已分不清是谁掀翻了桌子，人们便陆陆续续地离去，刘老蔫儿还是象来开会时一样独自走了。
而我感觉还是主动跟主任打一声招呼为好，他用力地握着我的手却已听不清嘴里到底在说些什么，片三趁机给了我一沓单据，说是我们村应交的经费，适逢我身上带着钱便随手给了他，回到家里一看，尽是些手续不全的饭费单子，只好自行销账了事。
从那以后，村支书刘老蔫儿除了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到处开会之外，对村里的事一概不管不问，之后又称病不出。
村民们也乐得不再去理他，便纷纷涌到我家里，有想建房的有想动员儿媳生二胎的有儿女不养老的也有承包地被邻居挤占的还有因子女不听话想要送去当兵教育的更有张三吐痰沾到了李四鞋上李四出手打了张三等等诸如此类看起来不大却甚是棘手的事儿一古脑全推到了我的面前，而且非要讨个说法不可。
在他们看来，只要当了官就会变得孙猴子一样手段无穷起来，着实搞得我头昏脑涨苦不堪言，幸赖各大族长的帮忙，我才稍稍得以清闲了些。
刘老蔫儿有一族人素不喜与之往来，他便长期压着族人的建房申请不予报批，经族长会议审议，其确属住房困难户，我便决定优先为之报批，但到刘老蔫儿家盖章时被他一口回绝了，我与之理论，他虽找不出任何借口却就是不给盖章，后族人又去找他闹，他直挺挺躺倒床上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
在这里，有必要交待一下：刘老蔫儿做村支书三十年，从来都把公章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他常说这公章就象早年间皇帝老子的玉玺一样，丢了玉玺便丢了江山。因此，他谁也不信，用橡木定做了一个精致的小盒子亲自保管，用时小心翼翼地取出，用后再小心翼翼地放回锁好，几十年如一日。
换届前，他便悄悄地把公章拿回家藏到了一个无人能找得到的地方，扬言不怕小子们发狂，看有谁离了老汉能蹦跶得了几天。
没有公章确有不少事不好办，我只好去求管区主任帮忙，主任整整做了他三天工作，他嘴里愣是没有吐露半个字。
镇里有位副书记甚是牛气，颇感不服，可找了他一天却连个影子也没见到，有人反映他反锁着门在家里睡觉，但任你喊破了嗓子只无人应声。副书记大怒，调了不少司法人员参与，但见不到人影任你有天大的本事，副书记灰溜溜地只有作罢。
最终还是由夏雨这个小女子从家里偷了出来，气得他狂喷鲜血，自此便萎靡不振，逢人就说，旗倒了，小丫头卖主求荣，帅府盗走了帅印。
据夏雨说，刘老蔫儿把盛公章的小盒子用厚厚的塑料纸包着藏到了老鼠洞里，她总算找到时，塑料纸已被老鼠咬破了。
管区主任说，象你们村的这种情况还不算最糟糕的，我们第一次开会就掀翻了桌子的那个村，支书和主任互不相让早闹翻了，村委大院也被分为东西两院，东院归支部，西院归村委。东西两院各有各的政策，各有各的招法，支持支部的群众有事去找支部，支持村委的则去找村委，其实这样，两院的无论哪一面都办不了事儿，最后便谁也不找了，只顾我行我素，实在不得了。
我总结了一下，最根本的原因，便是支部长期越权代替村委行使职权已经习惯得如同吃菜需要筷子喝酒需要杯子一样，习惯的惯性使得支部除了越权之外已不知道怎么样去领导村委会；而直选的村委会则强烈要求从支部的越权干预中摆脱出来又不知道该怎样去接受支部的领导。
不过，我相信这种局面不会持久，村委会终归要接受党支部的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原则。据说，县里有关部门已着手研究支部和村委的行为规范，怕是快有依据了。
这位被誉为“八仙”之首的主任居然能讲出如此精辟的道理，不得不令我刮目相看，便紧盯着他听他讲下去，偏他又转变了话题，说，这次的农业税征收任务一定要确保按期完成，现在虽已不是要粮要钱要命的时代了，但能否按期完成镇里派给的税款征收任务绝对仍是考察一个班子的重要标准。
临去时，他再三叮嘱，显是对我的信心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