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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说，脸面即场面，一个享足了才不虚此生的过程。具体地说，就是目标实现后的志得意满和不动则已一动就前后呼应的风光。
现实却是，即使再完美的结局也往往如昙花一现，没等那股暖融融的喜悦消失殆尽便又要重新面对，有的人甚至要到即将离开这个尘世的那一刻也难得有片刻的安宁。
既如此，何以会有如此大的诱惑力呢？没办法，人生或许就是一个不断激发与努力克制欲望的过程，尤其象我们这个行当，如果也算是行当的话。
人不能丧失希望，也绝不可以有奢望。丧失了希望，人便会消极堕落；而一旦有了奢望，期盼就会变得灼人。按照我原先的期望，能够做到镇委书记这一级已经算不错的结局了：独立自主地干一点儿踏踏实实的事儿，后人在翻看县志时或许也能够看到咱的名字。
但这做官就象中学生谈恋爱，那份儿紧张刺激和冲动往往难用理智来控制。等真正做到了这一级别，内心便渐渐不安分起来，特别是在自己意外地被确定为副县级后备干部之后，希望象一个即将成熟的桃子青中泛黄黄中透着隐隐的红似已唾手可得，可尽力翘起脚跟却又怎么也无法触摸得到。
关于这一点儿，大家在前面的讲述中已有所了解。其实，“官”最难的就是这种层级间的跨越，仿佛马拉松比赛的最后冲刺。
准备冲刺的“官”的生活呈立体的链状，犹如有机化学课本上的物体分子构造图，密密麻麻的分子各自为结零乱但依规律地相互交叉而又紧密联结着，只要有一个结点出现问题就会造成整个物体构造的改变。这也正是“官”经常唯唯诺诺小心翼翼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我从北京回来后，那帮小动物的非分渴望更浓了，我明显地感受到镇长的眼都绿了，恭维着的期盼的目光渐已被浮躁和质疑所取代，那眼神似乎无时无刻不在追问，你什么时候走啊？！有几次，他差点儿就说出了口，幸亏他见机得快，忙用一些诸如“啊，今天的天气真好”之类的毫无意义的话岔开话题，我认为这便是我的威严之所在。
与他们相比，我虽显得镇静沉稳得多，但只能说我比他们修养略高那么一点点，因为我内心并不比他们轻松多少，甚至更为焦灼。或许人与人之间原就没有多少差距，关键就在于这一点点。
我知道，要能镇得住这帮小动物，必须具备猎人那样的灵活机敏和善于隐藏自己的本领。最有效的方法自然便是，恰如其分地与他们保持一段距离，既不能让之感到自己被疏远了，又要让之揣摸不透你最真实的想法；适时地给他们一点儿希望，又不能让他们的尾巴翘到了天上而乱了自己的阵脚。这应该是一个成功的镇委书记的秘诀。
然而，这种触手可及而又遥遥无期的等待偏偏最不易把握，而且一旦把握不好就会磨损人的意志让人无所适从，我虽略有放松便已惊觉，小动物们还是有了反应，大有一展胸怀的气势：镇长这小动物竟然敢把我辛辛苦苦弄来的三万元钱擅自批给教师做工资，更令人可气的是，会计这个曾把我奉若神明的小东西胆敢在我没有签字的情况下就把钱拨了出去。
这虽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但在我看来却无异于挑衅。我可能一时奈何不了镇长这个跟我同样的正局级，但对付这么一个小东西我自信还是手到擒来绰绰有余的。我立即就开了一个党委会，把会计调到镇环卫园林所去当副所长。
小动物们都知道，镇环卫园林所是个名存实亡的单位，副所长自然是一个无所事事的虚职。小动物们不明就里地瞅着我，我故意没有太多的解释，只说是提拔重用，最起码还是让他享受了一个副股级待遇嘛。
但或许因为决定的太过突然性，我所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小动物们一脸的茫然，唯有镇长一声不吭地象死了娘老子一样风光不再把脸拉得老长。
我不仅自鸣得意起来，轻松满足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想让我不舒服？我让你更不舒服。不过，这小子还算看事，狗一样跑到我面前不停地摇尾乞怜对天盟誓效忠，便调他做了管区主任，但要回到原来那样重要的岗位绝不可能了。
等人们普遍认识到“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既跑又送提拔重用”这样一个真理的时候，因为越来越不好控制的局面，我不得不开始正视这样的现实：已经普及的电话和方便而又发达的交通让人与人之间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变近了，在我们县这块不大的地方，有谁不会通过同学、战友、师生、同事或者内涵与外延都在无限扩张的亲戚关系找到一二关系呢？
我常有这样的假想，如果能够拥有和掌握无线电监控技术，我肯定会去监控我们镇上空的必定密密麻麻的电波，从中应该最容易掌握那帮小动物的动态。作为一把手，不能及时地掌握这方面的信息是大忌。但我又不能因此而失了身份，偷听别人终究是不道德和有失身份的，即使欲望再强烈也必须从严控制，这是一把手的基本素质。
当然，所谓的一把手自然勿需凡事都自己去完成，但这样的活儿似乎还是亲信去完成最妥当，其实连亲信也不用，亲信也有泄密的时候。只要乐意，话也无须说，稍加暗示就会有人自动报上来，这也是一把手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容易引发混乱，除非迫不得以，不可轻易使用。
理所当然地，办法都是因困难而生的，尽管自己已有了调离的愿望和努力，但我不能坐视局面失控，因为这时候正是验证一个人能力和魄力的关键时期，人必须要毫不迟疑地把握住这个关键，于是很快就有了不少信息源。我认为自己肯定是这个镇里掌握信息最及时最丰富最准确的人，我为之而沾沾自喜。
然而，事实却证明我错了。——先是前面讲述中提及的纪委副书记调到临镇去做副镇长，继而与我感情甚笃的宣传委员哭着嚎着平调到了全县最偏远的乡镇，紧接着水利站长、土地所长、计生主任也调走了，最后连已做了管区主任的环卫园林副所长也进了城。受了这些人的影响，据说仍有不少人也正忙活着自寻门路办理调动或进城。
在我的心目中，这些人都能算得上精英分子，只是缺少了摔打而显得稚嫩，正准备加以历练委以重任，不料竟一个个离我而去，而且事先没有给我透露一丝信息，直到回镇里办手续秘书不敢办才求到了我。
我这些年渐渐养成了这样一个癖好：凡我的下属必须抗揉，因为我最喜欢把面放到面板上翻来覆去搓揉的感觉，不自觉地便反映到了工作上，我认为，只要能过了我这一关，此人必是可造之材。可造之材却在这紧要关口自作主张地要离去，不仅是对我极大地侮辱，也是对可造之材的讥笑与否定。
我当然不能痛快地就给他们办手续，便借故拖着压着，我至少要让他们感觉到我的用途。但我很快就因此而遭到了来自于各个不同方面的压力，经了解，幸亏只是一些局长或镇委书记之类的关系，但这些方面大员也是决计得罪不起的，指不定哪天便会用到他们。
迫于压力，我只能绝非所愿地一个个放行了，但我必须要掌握主动，我喜欢掌握主动的感觉。所以，我决定一定要打掉他们花了钱就能办成事的高傲与兴奋。我破例拒不去为他们送行，而且没有我的话，其他的镇领导即使非常强烈地想去也不敢轻易地流露出来更不敢擅自为之。
我们这个地方历来就有干部调动领导送行的传统，几经创新渐渐地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镇级党口领导调动一般都由书记亲自送行，政口领导则由镇长送行，如果书记镇长一起送行，便算破格，调动的人必受到新单位的格外重视。以此类推，中层干部的调动一般都由分管领导去送，一般干部由本单位的负责人去送。当然，也有破例越级去送的，调动的人必与送行领导私交甚好或者创造了不凡的业绩。
对于调动的人来说，如果没有人前去送行，没有面子还是小事，新单位必会认为其在原单位缺少人缘而瞧之不起，而如果有了破格的送行，肯定会面子大增。
“官”是最具创造力的群体，慢慢地，这种对调动干部起着向新单位推介作用的送行，变成了部门领导之间相互宴请联络感情的一条重要途径。
我不去送他们，并不意味我可以忽视这么多新的单位和这么重要的沟通机会。——待他们失魂落魄地到新单位报到后，我可以随心所愿地择一时间，捎带一点儿值不了多少钱的本地品牌特产作为礼物，突然地去。
此举既保持了情势上的主动，又密切了跟这些单位领导的关系，还能让调动者受宠若惊激动兴奋不已，必少不了对原单位的正面宣传，实际上就是在宣传我。——听着调动者唯唯诺诺的信誓旦旦和调动者新单位领导感谢培养输送人才之类的恭维话，我竟也能自鸣得意起来，似乎调动者的调动全是我一人所为，那份儿主动、轻松、满足的奇妙感觉实非言语所能表达。
人只有相互认识了才有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可能，只有经常地沟通联络才能维持并加深业已建立起来的看起来还算稳定的关系。中国人自古就有礼尚往来的规矩，但这礼尚往来究竟需要谁先又怎样迈出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总得有个合适的机会和理由，事实证明，除了一张妙舌生花能够把死人说活的嘴外，必须得有一定的物质利益或利害关系。
有人曾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圈定为四大铁：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分过赃，一起打过炮。“官”的朋友虽多却少有这样的关系，即使最要好的朋友，必也相互猜忌提防唯恐别人抢了自己的风光。
但“官”又比任何阶层都重视朋友，除非如此恐难在官场中立足，因为不少事都必须靠朋友去抬。
当然，也不可以凭一时意气过多过滥地讲究朋友义气，虽患难之交也必须秘藏于心底而不能招摇。
既是朋友必要相互办事，否则便称不上朋友。既把事办成又不违规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即使再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地思虑办法，总还要或多或少地留有一些不利影响。所以，面对新的岗位不可避免地要让朋友的圈子无休无止扩张的现实，必然地要经过一番或勉强维系或象暂时用不着的现金存入银行一样的取舍，最终形成新的圈子。
存起来不等于丢掉，除了办事，逢年过节的走动也是必需的，稍有不如意，日后的交往中立即就能表现出来，因为人看重的或许就是一个意思。
我一贯的做法，便是直属领导或有重大贡献的人都亲自去看，其他的规定了标准由秘书去办，其他的镇领导肯定不能用，要严防他们乘机作乱。即使这样，逢年过节也早已失了孩童时的乐趣，一句话，就是累，直到过年的那一刻仍是身心俱疲。
我原以为这样便会赢得好的人缘，却不料集体的东西永远都象一块肥肉，任谁都想啃一口，啃不到或者按他所认定的标准啃少了就会怨天尤人，尽管为此搞得原已十分紧张的财政更加被动，却仍得罪了不少人。
只要有经过就要有总结，总结是人最重要的才能之一，有了总结就会有提高：敏锐地体察领导意图，灵活地协调关系，适时的总结自己的得失，准确而又不失原则地纠正着偏差，便是对我这十几年最精炼最贴切的总结。
既然有人要离去，就会有人填进来，中国最不缺少的就是人，千万不要以为地球离了谁就会停止转动。经过我亲自挑选的人才，虽多少仍有些蹩脚，但我坚信经过我的调教，不出一二年就会成为精英，而且会更加忠诚。但现代社会中的任何人，即使自己最蹩脚的下属都绝不可以忽视，已经成了一个铁定的事实，谁又知道哪座山盛产猴子呢？
面对如此众多复杂的关系，我创造性地提出了“先认人后认地最后摸索干部脾气”的原则并把之有效地贯彻到工作中去。——任何事情都不要一下子让他们感到满足，即使确实要给他们，也必须让他们在心存幻想中慢慢地得到，而且最好要让他们在得到的同时又能随时随地都感受到既然能够得到同样也能失去的危险，这便是驭下术。
生活中存有不少浅见的极容易被忽视的道理，如果不能及时地发现和总结，往往能给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或许生活的本身就这样，任何事情除了当事人自己，总在平静地进行，即使发生了天崩地裂的变化，局外人也绝对不会感觉到。
及至局外人了解了，或许早已恢复了平静，即使内心再有波涛汹涌的共鸣，也比不过当事人的那种真切的强烈持久的感受，至多发一些世事难料之类的感叹，偶尔也会因当事人的成就而泛起一丝淡淡的妒意。
当然，这些都不会长久，别人是别人，我依然需要生活。我的努力总算有了回应，不过，这种回应与简单的“是”与“不是”截然不同，即使当事人自己也必须靠敏锐的嗅觉和对形势的准确把握及臆测来接受。
我一贯对自己的感觉甚为自信，在我的感觉中，我的仕途从没有就此止步的信号，我也绝不会相信自己的仕途会就此止步。
这感觉便来自于一次与往常没有任何不同的县委全委会，这天的县委全委会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内容却并无多少新意，只是把那些几乎天天都在讲的重要工作变化了一下名词重又讲了出来。我悄悄地排了一下，共要讲二十四个大项，每个大项有五六个分项，每个分项下面又有三至五个小项。
对于这种填鸭式的会议，方面大员们早已心生厌烦，可仔细想起来，又委实没有更好的方式来代替会议。其实，大家都明白，办事的功夫全在台下而绝非台上。
我曾经狭隘的认为，可能有的领导偏好在台上大呼小叫的感觉，非要如此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虚荣心。不过，这样的念头只能想，想不犯错误，话可不敢乱说。
前任曾试图改革这种会议方式，创造性地把领导讲会变成领导听会，刚开始的时候，方面大员们因为拘谨三言两语就完了事，便批他们不专心研究工作。岂不知现在早已不是人才匮乏的年代了，每位方面大员都有一个文字功底不错的秘书班子，从那以后，他们每逢开会都要准备厚厚的一摞材料。
有一次，县里决定听取各镇的计划生育工作汇报，规定每个人有十五分钟的发言时间，某镇委书记讲了两个小时还没有点到正题，书记便提醒他注意时间，他瞥了一眼一贯以面带笑容来保持风度的书记，误以为鼓励他讲下去，便眉飞色舞地从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到精神文明建设到政治文明建设一路讲下去，讲得不仅有理有据而且文采飞扬声情并茂无异于一篇优美的散文，恰逢书记有事外出别人又不好打断他，只要任他讲，待他终于讲到正题后，意义、认识、措施等大项各自分列为若干小项讲了足足又两个小时。其他的人争相效仿，就这样原定一天的会议开了足足一个周还没开完，关于会议的改革自然也不了了之。
再说这天的会议中午只安排了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便早早开始了，恰值春末夏初的乏人时候，我只得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把文件材料整齐地摆到桌上，翻开笔记本，手拿着笔，低着头，状似在极认真地听会记录而实际上却早已魂游天外。这本领当然得靠修炼，若是修炼不成，又要不被点名批评，恐怕只有遭罪的份儿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书记突然提到了我，迷糊中我误以为是他看出了破绽在批评我，心中一颤，不自觉地打量了一下周围。原来，具备我这种特异功能的人不在少数，而我的同桌必是觉少的那种，他正在创作一幅牛皮吹破了气球的漫画，看得出来，他已具备了极高的造诣。
书记当然不是在批评我，我忙坐直了身体，抬起头，目光正好对上他已讲得发亮的眼。只听他抑扬顿挫地说道，人得务实啊，同志们，e镇的郑存智同志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嘛，我看，咱们县最务实的就数存智同志。之后，他又列举了不少关于我务实的例子，他的话极具感染力，把我都感动了，尽管他列举的例子有不少我自己也说不清到底干没干过，他又如何得知？
有经验的人绝不会去相信领导会议上的讲话，只要想抬你，丑八怪也能夸成一朵花；反之，纵使天仙，可能连妓女都不如，而且肯定有许多你不得不服的事实和理由。
我曾经的一段经历或许最能说明这个问题，那还是我刚踏入政口的那年，我陪当时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去各村检查三秋倒茬，适逢他的一位战友回来探家，没来得及检查，他便带我去他战友家喝酒。酒喝了一天，晚上我送他的时候，他醉得两腿已无法站立。第二天，在全镇机关干部大会上，他照样把检查讲得绘声绘色，所点问题无一不切中要害，搞得一帮管区主任耷拉着脑袋禁声不得。我虽感到好笑，但对他的这套功夫着实佩服不已。事后，我趁他高兴问及此事，他毫不掩饰地说，干长了，问题在哪里都是明摆着的，再说了，即使错了，又有谁会蠢到在会上就与你争执的程度？
想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书记之所以下午对我有了如此大的变化，必是因为上午他曾离开会场接过的那个极其重要的电话。
念头一旦涌上便越来越觉得象，分明就因为那个电话，要不然，他急匆匆地离开会场能去干什么？便竭力地去想象这个电话的主人和内容，莫不是我久违了的那个电话？
就这样胡思乱想着，会议竟不再显得漫长，很快就散了。他又亲热地叫住了我，却不象有什么话要说，只脸上带着笑，两只肥胖的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不放，连连说，小郑不错，嗯，不错，可要多出政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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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政绩，那可是“官”孜孜以求的东西，有谁不想在自己的任期内轰轰烈烈地干出一二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呢？要说不想，那绝对是假话。然而，多数人都平庸但平安地度过了自己的任期。
我自信自己不是个平庸的人，因此从我刚做镇委书记那天就十分注重政绩，尤其是一番经历后，这种念头变得更强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