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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感应在可以坦诚相交的朋友之间肯定是存在的，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还不长，但我感觉我们已成了那种朋友。
那个下午，我总是心神不属，无论怎么调整都无法让自己安静下来，他那狡猾的坦诚的憨厚的执拗的音容笑貌不时地就会闪到我的面前跳动不已，我仿佛又找回了学生时代才有的那种真诚。
两只眼皮在不停地交替跳动着，我按照老家那句“左眼跳财贝，右眼跳是非”的谚语不住地安慰着自己，可左右眼轮番跳动又说明了什么呢？我心中涌上了无数的诸如“既跳财又跳福”之类的念头，企图压制这股不祥的预感，或许什么都不会发生，我努力地劝着自己。
到了晚饭时间，我仍没有一点食欲，秘书几次叫我都被我不耐烦地撵走了。他莫名其妙地瞅着我，肯定在想，一向慈祥和蔼的新书记何以会如此呢？其实，我自己也不知到底怎么了。
我猜想我大概病了，晚上七点多钟的时候，我开始出现了幻觉，只觉他正提着从财政局支回来的五万元现金大咧咧地冲我走来，边走边喊，喂，老伙计，今冬可好过了。我正欲迎上去，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劲烈的寒风所带来的呼啸声所打断。我疯狂地喊着秘书，吩咐他去检查一下门窗是否关好。
正待坐下去处理案头的文件，镇长的老婆来问镇长的去向。她样子甚急，说，镇长老娘的病又犯了，家里又没钱，他却整天只顾着灌猫尿，真是烦死人了！她显是以为镇长又喝醉了，不知猫到什么地方睡大觉去了。
我边安慰着她，边安排秘书去打电话找卫生院长。只一会儿功夫，秘书便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院长根本不接他的电话。
反了他？！我低声咕噜着，让他去安排车。哪里还有什么车安排？小镇只要一辆老掉了牙的桑塔纳又被镇长带去办事了。
到独占着两排平房的卫生院不过一箭之地，原也不需要车。我顿生一股豪气，背起镇长的老娘就往卫生院赶。
老娘精瘦并不重，但赶到卫生院时还是累得我双手发麻两腿发软。这分明在提醒我，这几年身上虽长了不少肉，体质却在明显下降。
卫生院的条件反倒比镇委好得多，炉子烧得暖洋洋的。据镇长说，卫生院是镇里重点保证供暖的有限几个单位之一，前些天刚凑了一笔钱拨给他们。
院长显是刚喝了酒，两眼赤红，正陪几位老兄在打麻将。对我们的到来甚是不屑，眼皮都没翻一下就说，交押金去吧。
我问，多少钱？
答，三千。
我摸遍了自己的口袋，才记起自己一直有不带钱的习惯。再看秘书，同样面面相觑。自那以后，我才改变了这一延续了多年的习惯。我问，先住下不行吗？我们明天一定把钱送来。
我并没有忘记表明自己绝不欠账的决心，他毫不动摇地答，不行。
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一下子就掀翻了他们的麻将桌，怒喝道，我这镇委书记还值不值三千元？！
见我火了，秘书才向前介绍道，这是镇里新来的郑书记。
他同样一脸的愤怒，颇有些怀疑地打量着我，但镇长的老娘和老婆却是真的，冰冷的态度骤然升温，手忙脚乱地帮着安排，不小心弄爆了一只暖瓶也早已顾不得了。
安顿好镇长的老娘，时间已到了夜里十二点，那一刻，我突然对小镇的建设有了太多的想法，急于找镇长商量，镇长却仍不见回来。我便一遍又一遍不停地打他的电话，电话里却总是无人接听。
凌晨一点的时候，我正欲迷糊过去，电话却不合时宜的尖叫起来，里面充斥着镇财政所小刘的哭腔，书记，我们的车翻到了沟里。
我忙问，人怎么样？
电话里尽是盲音。
我原打算让县城里的朋友借我一辆车和五万块钱，实在禁不住暴躁不已的情绪便让秘书借了乡民一辆拖拉机就匆忙赶路。到达县第一人民医院时，天已经亮了，哥们的车也从县城到小镇又从小镇到县城地赶了过来。刚进医院门口，便看到头缠纱布的小刘正与一位脸上阴云密布的医生在交涉住院费的事儿。我喊了一声，小刘见我来了象见到了娘老子一样闯进我怀里哇地一声便哭了出来，而我则示意秘书随正逐步阴转晴的医生前去交费。
我急于探知究竟，小刘却一直泣不成声，直到我猛地推开他抓住他的双肩用力地摇他，他的情绪才稍稍安定了些，断断续续地道出了事情的始末。
原来，镇长按我的嘱咐带着司机小陈和小刘买了两只野兔和两只山鸡就径直往县里赶。司机小陈常遭镇长训斥，最严重的一次因嫌小陈开车耗油太多小陈顶撞了他，他竟当场想撸了他，要不是几位副镇长拦着，他或许会当真撸了他。因此，尽管他并没有撸了他，尽管他一如既往地对小陈好，小陈还是甚是怕他。去的路上，小陈小声嘀咕了几次车有毛病的事，可他正因小刘买山货多花了十元钱又没有开到正式发票窝了一肚子火而没有听到，正在胆战心惊的小刘自也不敢多说话。
到了财政局，局长瞟了一眼他手里的东西，因当时正闹禽流感，小脸霎时变得蜡白，忙后退着叫嚷着让赶快把东西放到门外。待说明了来意，那张蜡白的小脸立时换成了大爷相，说是老板虽打了招呼，但此刻手中确没有钱，要拿到钱，必须要到春节后从其他预算中挤占。边说着，局长边召来了办公室主任，如临大敌似地要求立即实施全楼消毒。
刚开始的时候，镇长的脸上一直陪着笑，想不到一向不拘言笑的他笑起来还蛮好看，可这笑渐渐地就变得僵硬了，他只说了一句“走”便摔了局长的门走了。才离开财政局，镇长立即就后悔了，连呼险些误了大事，便让小陈把车开回去，可到了门口又坚决不肯进去，这样往返了几次，天就黑了。
待见局长的车出来，镇长便让小陈跟上去。局长下了班不回家，而是到县委接了几位领导去宾馆吃饭。镇长便和我们一起在车上等，直到十一点钟的时候，局长才开车回家。到了局长家的楼下，镇长又在迟疑不决，来来回回了十几次才终于鼓足勇气上了楼。
凭镇长的脾气自是又吃了闭门羹，只好作罢。小刘试探着劝镇长吃一点儿饭再走，或者干脆住一宿，镇长说，还是算了吧，咳，就我们镇这状况，能省一点儿就省一点儿吧，走，回去，我请你们吃山鸡，叫上老郑，他可是个好人哪。
回去的路上就翻了车，小刘从车里爬出来，见镇长和小陈被压到车下，早已慌了手脚，他用力去推车，推不动便用镇长的电话给我打电话，电话一会儿就没电了。幸好有一货车经过，小刘再三哀求，司机才答应送他们去医院，一进医院，或许怕被小刘缠上就悄悄地溜了。
说到这里，小刘又哭了起来，边哭边哀求着，郑书记救救他们吧，救救他们吧，他们恐怕不行了。
我说，别胡说，他们会没事的。说着，我自己首先不自信起来——我真的好希望自己的心灵能感应他们，老伙计，你可一定要停住啊。
我的心灵没能感应他们，上午九点，第一个坏消息传来了：司机小陈因重创了脑部经医治无效已死了；紧接着第二个坏消息又传来了：镇长伤势危急正全力抢救，五万元的预付款已用完，请抓紧交款。
直到此时，我才真正感受到了钱的极端重要性，我甚至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不能够贪一点呢？钱是能救人的，对于县医院的医生，总不能象训卫生院长那样训他们，苦苦地哀求并许诺一定会尽快把款交上。怎么办呢？再打铁哥们的电话，早已关了机。他不应该这样的，他现在的事业完全是靠我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或许人有了钱，都会变得势力起来；或许因为他要求承包小镇的山场我没有同意；或许……再或许也无法解决眼前的困难，现在只有自己能拥有自主权的钱才是最重要的。我决定去e镇化缘，我坚信自己在e镇的威信。
人在位与不在位的风光是截然不同的，回到e镇，接替我做了书记的镇长满脸堆笑，嘴里尽说一些欢迎与感谢的但绝没有多少真诚的话。幸而我了解他的为人，便故意端足了老领导的架子，耐着性子听他讲下去。他说他是从与一家外商谈判桌上抽身赶回来陪我的。随后，便按我能够预料的形式和思路，一二三四地大讲特讲自己的丰功伟绩。
谈判？哼，还不知在干什么呢。我知道他是一位麻坛高手，曾创下不吃不喝连玩三天的记录，心里想着，脸上却不便表现出来。我同样知道，他讲话不等谈兴尽致是不会结束的，否则便会象别人欠了他八百吊钱永远无法要回来那样难过。好不容易捱到他讲完了，我便用近乎玩笑的腔调表明了来意。
多少？他一个愣怔后，快速问道。
我说，多多益善。
他习惯地眯起眼盘算了好一阵子，才痛下决心似地说，这样吧，我给一万，不要还了。
我已丧失了讨价还价的热情，便默认了，心里多多少少有些不满足。
中午饭吃得则更令我沮丧，我点到的十几位老板只来了三位，其他的全部以在外地考察为由没来。来的三位则只简单地跟我握了握手，说了几句无关疼痒的客气话，便把目光移向了他们的书记，似乎书记的脸上正一层一层往下剥落着财富，就象当年他们仰视我的脸。边吃着饭，三位老板必事先商量好了，各自出了三万，而且都象他们书记一样声明，坚决不敢要还的。
我执拗起来，非要秘书逐一给他们打了一式两份的欠条，要知道这比当年他们送给我被我退回去的要少的可怜。
钱虽少，却是千钧一发可以救命的。有了钱，我不敢稍作停留便往回赶。路上，秘书满脸虔诚且不无钦佩地跟我搭讪，我一声不吭，因为我实在无话可说。
待我匆匆赶回时，镇长已经死了。我心里空落落的，四肢已然不能动弹，秘书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我从车里扶出来，陪着我蹓跶了一个多小时才渐渐恢复了知觉……
处理完了镇长和小陈丧事，化缘来的连同亲自送过来的钱已经所剩无几，还要留一点儿给镇长的老娘治病，镇委的暖气自是不敢再有奢望。
县委给了镇长极高的荣誉，倒不单纯是为了安慰活着的人，连这样已修炼至天崩地裂而面不改色的人竟也动了真情，他说，象镇长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生活在这样艰苦条件下的人，不需要任何政绩，他也是英雄，不折不扣的英雄。镇长生前曾不止一次地向我表达过他的愧疚，我要说，他是无愧的。我们必须永远地记住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追悼他、怀念他，让他能够无愧地安息于九泉之下。今后，凡是县委要向地委推荐的干部都要首先到小镇工作，拿出三二年的时间，看到底是英雄还是狗熊？这要形成一项制度。……
听着书记的话，我突然涌上了一股强烈的探知欲，我想知道财政局长此刻在作何感想呢？我一直认为，是他害死了镇长，他是间接的甚至就是直接的凶手。我轻蔑地瞥了一眼正立于台下的他，意外地发现高昂着头的他眼睛里竟含着几颗硕大的泪珠儿，偶尔地便要用衣袖去轻拭一下以防止它落下来。“猫哭耗子假慈悲”，我恶毒地诅咒着。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未及我从镇长车祸的阴影里走出来，找镇长讨债的人便络绎不绝地追上门来，有集体的，有个人的，还有集体和个人难以分清的。
我让刚伤愈出院的小刘认真做了清理，对于镇长个人的三万七千元欠款全部由我个人设法归还，我不想让他死后再背一次赖账的骂名；对于镇政府的集体欠款，则全部交由从镇委副书记提了镇长的张天问去打理。
张天问，四十五岁，已在小镇干了十年的副书记，本已绝了再进一步的念头，在我不遗余力地争取下才做了镇长，自是对我感激涕零，把我“能赖就赖，能拖就拖，混到手里才算钱”的集体负债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尽管很快就混出了个“泼皮无赖张”的诨号，小镇却毕竟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而逐步有了改善。
或许没人肯信我们的镇级财政会困难到如此地步，但这毕竟是个不争的事实，而且现实的发展绝不会象影视资料所表现的那样快速和鼓舞人心，而是一个缓慢的艰难的跋涉过程。在这个窘迫的过程中，我那种时常令我焦灼不安的期盼与渴望反而渐渐地平息了下来，生活艰苦而又充实，苦中有乐，我开始变得现实，或者说，我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那些浮华的东西，我已有好长时间没有再去纠缠我那位岳父。
然而，我不得不由衷地佩服我岳父的老练，在我四十二岁生日那天，年轻的因受到后台倒台的牵连而犯了事儿，与之交往密切的纷纷被调查组叫去问事，接替我做e镇书记的那位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时他正在参加我的生日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