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约国在鄂木斯克政权崩溃以后。为了消灭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又打起了中日两家的主意，希望能够他们充当代理人对付布尔什维克。
日本本来就是协约国成员，正愁cha不上脚，自然点头允诺，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中国的态度。
英美深知，日本势力在亚洲大陆的扩张，特别是在远东的扩张，与中国是有内在冲突的，干涉俄国革命的过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没有中国的点头和参与，日本是无法直接发挥作用的。但是，在中日两国之间很难存在沟通和协调，彼此都以对方为自己最大的敌人，提防都来不及，怎么会并肩作战呢？
当然，日本因为在辽东一战中大大吃了亏，甚至经济都面临崩溃的危险，现在不能拿中国怎么样，但日本毕竟是明治维新就发展起来。国力深厚、潜力巨大，还是在中国之上，因此，要想中国全身心地对付布尔什维克而不顾身后日本的势力也是不可能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单是海参崴，原本日本海军就是要予以争夺的，要不是国防军在旅大边境和朝鲜边境陈兵10万，形成泰山压顶之势，日本恐怕早就寻衅……而之所以中国拿下西伯利亚中、东两段后不再大步前进，也是因为背后陆军师团的牵制。
在东亚格局上，英美认为，中日相互牵制是最好的局面，一来可以让其他国家有介入的机会，二来可以拖住日本对外扩张的脚步，使之不再咄咄逼人。这个方针大体总是正确的，因为确实发挥了这样的效力，在中国通过革命崛起之后，更是严格地遵循这个逻辑。中日辽东之战，某种意义上也是这样的逻辑推演。但是，这个牵制也不见得毫无坏处，起码在对付布尔什维克的问题上，中日的这种牵制便阻碍了双方的行动。
朱尔典不止一次地抱怨，不应该让可恶的日本人牵扯进来——日本每增加1个师团，则中国人就会减少3万针对布尔什维克的军队。按照他的想法，大不列颠既然无法通过直接cha手鄂木斯克政权达到消灭布尔什维克的目的，就应该以利益为诱饵，吸引中国直接投入兵力。——“任何想让中日两国并肩作战。一同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念头都是愚蠢的……”
但是，伦敦和白金汉宫听不到他的这个意见，或者说即便听见了，也装作不知道。英国政府有一批亲日派，当然，没有亲华派——所谓的亲华派，实际上都是亲日派按照自己的好恶安cha上去的。而那些议员，只会听从那些“一旦中国坐大，局面将不可收拾”的蛊惑之言，一心想着让日本来牵制其间。没错，日本确实发挥了牵制效果，但这种牵制反过来也损害了鄂木斯克政权的稳固。
朱尔典知道，国会里有些人在害怕这样一种可怕的场景——一旦中国强盛起来，印度就会发生危险，日本虽然看上去更加富有侵略性，但因为还有美国，不至于会蹦跶到哪里去。在他看来，这种想法大错而特错——不拉拢中国，怎么能吸引日本的目光？给中国的好处越多，牵制日本才越有本钱。可是，这些话说什么都没用。
不幸的万幸在于。布尔什维克没能和中国形成妥协，在拿下鄂木斯克之后，军队的进攻方向直接指向了中国，这个时候，协约国阵营是一片窃喜，英美两国的驻日大使，都接到了本国的训令——必须用最明确无误的态度警告日本，不能在中国与布尔什维克作战的时候有任何愚蠢的行为。
这就够了！起码，在鄂木斯克政权倒下之后，东线还有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尖刀。西线的波兰战役之后，再找合适的代理人已经殊为不易了，现在的局面哪能不珍惜？
而秦时竹所谓的好处，便是希望利用协约国这个心态，一方面确保自己有较为稳固的后方——虽然指望日本不捣乱是不可能的，但是日本只要不太出格，后路就安定了；另一方面捞取一些政治经济上的好处，秦时竹知道，以朱尔典为首的一批人，很想打一场列强出钱出枪，中国出人的代理战争，这中国不会也不屑于去做，但在前期目标一致的情况下，他不介意去博得一丝好处，哪怕弄个烟雾弹也行，吓唬下布尔什维克就好。
第二天，战事讨论到了深入的阶段，围绕着具体战术安排，达成了近乎一致的意见，秦时竹最后总结道：“在进攻还是防御的问题上。我的意思是攻势防御，亦即带有主动出击意味的战略防御。红军这次投入战役的人马，骑兵占了很高的比例，这种机动力高于我们的情况，使得再次强调防守第一的方针有些难以执行。毕竟，西伯利亚沃土千里，处处都有战机，我们分兵设防，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倘若不分兵，又会有被敌人切断交通，分割开来的危险，所以，既要防御，又不能消极防御，而要带着进攻态势趋执行战略防御——这次战役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垮布尔什维克，而是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第二，至于杀伤还是地盘，我认为两者都要并重，但是，也不必全歼，或者说要推进多少，只要能够达到目标。将来能够将鄂木斯克以东与中亚串联起来，我们的战略目的就达到了。布尔什维克不好打，特别是眼前的这支红军更不好打；第三，在时间问题上，我们是占有优势的一方，但是也不能太过放松和谨慎，一旦让布尔什维克在鄂木斯克立足阵脚，这情况就不好玩了，将来我们不得不面对兵容更甚、危机更严重的局面，那北线几十万大军倒真的会被捆绑住手脚。”
就在国防军大本营深入探讨的时候，布琼尼所部也在进行战术研究。在拿下鄂木斯克，消灭了这个一直与布尔什维克敌对的政权之后，情况并没有缓解，面临的压力依然巨大，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在消灭国内敌对政权后，国内民众已经失去了赖以支撑的代理人政府，所有外国干涉军的行为，都可以视为对俄国的侵略，可以鼓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即便这样，还是有大批民众开始逃亡，尤其又以通过西伯利亚铁路逃亡中国居多。高尔察克虽然在军事上毫无作为，但在政权临终的时候，还是率兵丝丝顶住红军的冲击，让大量的民众通过西伯利亚铁路东逃，进入中国境内。
虽然鄂木斯克政权与中国政权关系一般，但面对蜂拥而至的白俄，大本营经过商量，决定接纳这批人员，唯一不同的是，必须要解除武装，然后在中国方面的押解下以难民身份入境，到指定地点居住，在此期间，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但生命和财产还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