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在轮船上拍的一组照片让我感到振奋不已。一张是李小枫双手高高举着一条红丝巾，红丝巾迎风招展，前面的小圆圆也双手高举着，嘴巴大张着，似乎在发声，脸上表情很呆滞却有一点微笑的感觉。
“这张漂亮吧！”文娜看我脸上的表情，又恢复了原来的调皮劲，抱着我的脖子。
“不错，很漂亮，圆圆好像在说话！”我在想像当时拍照的情景，可能小枫的老公一边拿着相机，一边不停地对着圆圆大声指挥着，然后随时抢拍着。
“就是，小枫大声地喊的时候，圆圆也发出啊啊的喊声！”文娜激动地指点着照片。
“你看这嘴巴，大张着，也在喊‘啊！”文娜把圆圆的照片放大了，我看到孩子嘴巴大张着，脸上表情也更清楚了，真的在笑。
“太好了，圆圆看来能恢复了！”我激动地抱着文娜，大声叫着，这张照片太漂亮了。
“再看看这张！”文娜点击进入下一张照片，依旧是在轮船上，圆圆双手举着小枫刚才的那条红丝巾。圆圆太小了，无法举得太高，也无法达到李小枫刚才那种境界。由于风向的问题，半截红丝巾在飘着，半截搭在圆圆的脸上。放大后，我发现圆圆的笑比刚才更明显了。还有好几张，圆圆拿着丝巾的，有抖动着玩的，有坐在上面的低头查看的。
“漂亮吧！”文娜美滋滋地说。她告诉我这几个月来，小枫天天把圆圆带在身边，那怕上班也不离开，每天教孩子说话、唱歌，每天陪孩子吃饭、睡觉，不停地想办法给孩子治病。老公一有空也就陪孩子，逗孩子玩，圆圆明显一天比一天好了。
文娜说小枫发现圆圆对红色比较敏感，这次到轮船上后，发现她拿着红丝巾不放手，不停地把玩。
“这多好，以后再给她购买一百条红丝巾，让她尽情地玩！”我笑着，孩子好了，每个人都很开心。
“你准备让圆圆以后开丝巾店啊！知道为什么她这么感兴趣吗？”文娜故作神秘地说。
“这应该是每个孩子的天性，红色是暖色，也是最刺眼的，容易引发注意力，就如那些斗牛士一样，都是拿着红布招引牛。你想牛都对红色这么敏感，更何况是人呢？”我一本正经地分析着。
“去，瞎说！别拿圆圆和牛比！”文娜生气地捶打着我。
“哪是什么原因？”我笑着任她捶打。
“关键是这条红丝巾是我购买的，我是她干——妈——！！！”文娜把干妈两个字咬得很重，一字一顿强调着。
“明白了！”我岂能不明白。卧室的墙上就是文娜的写真照，上面文娜也在河边举着条红丝巾。文娜说这条红丝巾是她和小枫一块在西安玩时购的，一人一条，虽然只有十块钱，但她很喜欢，至今还保存着。没想到小枫也保存着，现在圆圆也喜欢上，下次一定再寄两条过去。
“没问题，以后我负责给她购买，红丝巾、红围巾、红领巾，凡是红的都给她寄过去，只要孩子能好起来就行！”我大声承诺着，这不是玩笑话。咱对谁有仇，也不能和孩子有仇。对谁都有想法，也不能对孩子有想法。所以我特别痛恨那些人贩子，那些所谓的丐帮，多好的孩子，让他们给拐走了，要么贩卖给陌生的家庭，让孩子一生与亲生父母无法团聚。要么弄残废了，丢在大街上，每天骗取路人的同情心，供他们挥霍。如果这不是法制社会，这是侠客行的时代，我真想逮住一个枪毙一个。
“还是老公好！”文娜开始又撒娇了，抱着我不停地闹着，说她也要各种红丝巾、红围巾、红领巾。
“冬天就戴红围巾，夏天就戴红丝巾，至于红领巾嘛……”文娜想不到红领巾该怎么戴了。
“那是小学生才戴的，傻瓜！”我点点她的脑瓜，那是革命先辈鲜血染成的，是我们少年时代的骄傲啊！
“那就不戴了，反正我小时候也戴过了！”文娜撅着嘴。
“好想自己也有个孩子，我天天陪着他！”文娜神往地说。
“哎！”我叹口气，不知道咋说。
“但是不可能，一想到自己走了以后没人照顾，还是不要了吧！”文娜又归于伤感了。
“好了，别说了！”我一声大叫，吓了文娜一跳，我实在不想提及那些伤感的话题了，也实在不想考虑以后的日子了，好不容易心情好一点，她又提起。
“好了，老公，别生气了，以后我们不提了好不好！”文娜轻轻地吻着我，安慰着我。
“睡觉去！”我一把抱起文娜，走向卧室。
“我去吃药！”文娜从床头柜拿出一盒未拆装的安婷来，打开后服了一片。
我问她什么时候购买的，她说从云南回来就购买的。以前一直在预防，生怕我感染了，每次都小心翼翼地，但最终还是感染了。在云南得知消息后，她就把所有的套子都扔了，买了药，不想再让我难受了。虽然听说经常服药对女性身体不好，但文娜说只要我尽兴，爱咋的咋的。
我拼命不想去想那些事，但事实上每一刻都在想那些事，想那个可怕的名字，而一切都已这样，我还能怎么样呢？
而文娜似乎已经看得很淡了。她已经达到宁大夫所说的平常心了。
“平常心、平常心！”我心里默默念叨着，轻轻地吻着文娜，让自己慢慢归于平静。我们只是两个普通的人，一对色情男女，我们都是患者，都是同病相怜者，不需要再去提防谁，也不需要再害怕什么，就让我们有限的生命更精彩吧？
我放下所有的负担，不断调整着自己，慢慢恢复到那种如饥似渴的状态，疯狂地和文娜做爱，疯狂地发泄着自己几天来压抑的悲伤与愤懑，让自己的心归于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