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找到举茬自己的那个人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李白诗)通往官场的道路并不少，有的人能沿着这条道路破门而入，甚至登堂入室；有的人却终生徘徊在官场之外。除了种种主客观原因外，能不能找到通往官场道路的关键部位，并成功地打通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最为关键的部位还是握有最高权力的那个人，如果能把这个关键打通了，自然一通百通。春秋战国的那些游说之士，便是直接向这个核心关键进攻，如孔夫子、孟夫子、商鞅、苏秦等。封建帝制确立以后，这样的机会很少有了，此时的求权者只好等而下之，在核心关键的外围，甚至外围的外围去寻求突破口、切入点。
在古代，想要打通关节也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没有真本事不行，只有真本事，门路找的不准也不行。杜甫的诗才，在当时便被很多人所赏识，在一个“以诗取士”的时代，他的官运应该是很亨通的了，他在长安十年，一直在找门路，通关节，“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十分辛苦，也十分屈辱，可始终未得要领，不得其门而入。而有的人诗才未必如他，却能平步青云。
看来，打通关节也还是很需要些技巧的。
纵观中国几千年来的文明史，历代有识之士，皆认为贤才是治国之本，君主得贤才，则国无不安，名无不显；失去贤才，则国无不危，名无不辱。
历代的贤相、仁人志士对“荐贤”的重要性都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孔子在《论语·子路》篇中把“举贤才”看成是同“先有司，赦小过”并列的三大职责之一。孟子则把它提到“不举贤亡”的高度，并用“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的历史进行论证。宋王安石说：“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危以辱。”
对如何选拔、举荐人才，古代先哲们也提出了许多精湛的谋略。根据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他们认为“德才兼备”是举荐人才的标准。唐魏征认为“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兼具，始可任用。”曹操根据三国时期的战乱环境，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曹操认为贤才并不是一点缺点也没有的人，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可以举荐。曹操为选拔人才，打破东汉时期以封建“德行”和门第的选官标准，三次发布“唯才是举”令。在《论吏士行能令》中，提出“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的选官标准。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列举出大量的出身低贱而有所作为的历史人物，并提出“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在此方针下，有一大批有才能的人被曹操选拔重用。
三国时期，诸葛亮在《治人》、《举措》、《考黜》等文章中论述了用人之道。诸葛亮提出“制之以财，用之以礼，丰年不奢，凶年不俭，素有蓄积，以储其后”的治人谋略。诸葛亮还提出“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的命题，主张从下层、民间选拔贤才。为了整顿吏治，诸葛亮提出以五事做为考核官吏的标准，“迁善黜恶”，进用贤良，退去贪吏。
韩愈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马说》因而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事，史非罕闻。贤才的脱颖而出，往往需要有鉴别、选用贤才的伯乐。不然，“贤才”就像一块璞玉，永无发光之日。“贤才”不被社会所利用，他也就失去了展示其才能的机会与舞台。可见“伯乐”地位远远要比“贤才”重要得多。中国古代的祁奚就是位以任人唯贤为美德的“伯乐”。晋悼公曾问祁奚：“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奚回答说“解狐可。”晋悼公很惊奇：“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奚回答；“君问谁可以当南阳县令，并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呀。”过了一段时间，晋悼公又问祁奚：“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祁奚推荐祁午。晋悼公又很惊讶：“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祁奚回答：“君问谁可当尉，可没有问谁是我的儿子呀。”
狄仁杰曾经举荐张柬之有担任宰相的才能，于是武则天就把张柬之提升为洛阳司马。狄仁杰对武则天说：“我所举荐的人，是做宰相的人才，而不是做司马的人才。”张柬之最终被任命为宰相。狄仁杰又相继举荐了姚崇、桓彦范等几十个人，这些人都成为当时的名臣，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的贤才都出自您的门下啊!”狄仁杰说：“举荐贤能之士，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个人。”推荐贤人的“伯乐”可能和被推荐的“千里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作为一个有着优秀品德的高素质的“伯乐”来讲，这方方面面的关系丝毫不会影响“伯乐”发现“千里马”的标准。
“伯乐”的另一个素质还体现在“伯乐”本身就是有远见卓识的贤才。有了能识别“千里马”的“伯乐”，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千里马”。举贤者本身是人才，才能发现和举荐真正的人才。这就是英雄识英雄，人才识人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才是相互交往，相互联系的。《左传》称公孙枝是“其知人也，能举善也。”公孙枝是秦国著名将领，他举荐了孟明视，孟明视使秦国称霸西戎。淳于髡本身是齐国的官员，有次他一天就推荐了七个贤士，齐王很不放心，淳于髡回答说：“夫鸟同翼者而聚居，善同足者而俱行。”人才云集成团是个自然现象，贤能的人自然就会聚集在一起。
贤人的举荐过程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它从开始的简单化、无规律，逐渐形成一种系统化、专业化的过程。所以，仅仅依靠“伯乐识马”式的选材方式，还是远不能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历代的明君、贤相、仁人志士不断探索、寻求一种行之有效的“荐贤”方式，使胸怀韬略、才智过人的贤才不被疏漏；地位卑微、怀才不遇的，不被埋没。并源源不断地被举荐出来，为统治者效力。
管仲在齐国曾推行了推荐贤才的法令：乡一级负责人，在本乡范围内发现有“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有而不告，谓之蔽贤，其五罪。”由此看出，推荐贤才已经被作为一种制度来执行。如果有政治人才和军事人才而没有被各级地方官员举荐出来，就叫“蔽贤”、“蔽才”。并分别根据情况给以处罚，分五等定罪，处以五刑。
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指出了两种举贤才的方法：一是推荐自己了解的贤才，自己不了解，别人了解，也不会埋没他。二是“选于众”、“举直”、“举善”，举荐那些正直的表现好的人。《论语·颜渊》中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所谓的“选”也是掌权者从众人中挑选贤才，当然要征求众人的意见。
孟子举荐的方法比孔子就先进多了。孟子主张既要充分征求人民的意见，还要实际调查了解：“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这是比较切实可行的举荐方法。左右亲信推荐了某人，这时不能用；诸大夫也说这人贤能，还是不能用；国都的人民都说这个人贤能，也不能马上任用，应该先去了解，发现他确实有才能，是个贤才，然后再任用他。这里已将少数人举荐的权力大大削弱了，主要考虑的是民意，相当于进行民意测验。但又不是只考虑民意，还要进行实际考查了解，既重民意，又重实践。这不失为举贤的良策。
汉高祖刘邦开始把用人取士完善成一种制度。汉代的主要取士制度是察举制。察举制至汉武帝时逐渐完备起来。汉武帝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诏举贤良方正。在应诏的一百多人里，董仲舒对当时的取士用人制度提出批评，他提出，选官主要考查人的才能，而不是以门第资格取人。通过各种途径选拔人才，不计家资，不问出身，打破封闭式的选才小圈子。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冬诏告天下实行察举制度。为了进一步完善察举制，汉武帝又推行举孝廉、茂才的选贤方式，就使察举制度逐步完善起来。此后，魏晋的“九品中正制”，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逐渐将这个制度完善起来。此外，还有武则天首创的“自举”，历代都有的张榜招贤。因为人间伯乐必然是少数，贤能之士很难遇上伯乐，加之其他一些因素，人才往往容易被埋没。自荐之法虽古已有之，而武则天把它正式做为一种选人制度，疏通了选拔人才的渠道，使一些贤能之士有表现发挥自己才华的机会。这确实是一个大胆的成功谋略。
历史的变迁，朝代的更替，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得到贤士的国家便能昌盛，失掉贤士的国家便要灭亡。所以，王安石在《兴贤》中说：“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已而衰。”纣王杀了王子比干，箕子便披头散发装病。陈灵公杀了泄冶，邓元便离开陈国，全族人都跟随他走了。从此以后，殷朝被周朝取代，陈国被楚国灭亡。
燕昭王被齐国打败后，卑身厚布招贤，为郭隗筑黄金台，当老师侍奉他。于是邹衍、乐毅等名士来到燕国使燕国富强，大破齐国。从实力上讲，燕国远不如齐国，但燕国有勇气以小敌大，以弱制强，就是因为燕昭王任用贤能的缘故。
春秋时代的霸主也是依靠贤士摆脱困境的。秦穆公崤山之战受挫，便急忙依靠百里奚、蹇叔、公孙枝而称霸西戎；晋文公被骊姬逼得无处存身，立即依靠咎犯、赵衰、介子推而终于回国当了国君；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围困在会稽，及时依靠范蠡、文种而在南方称霸；齐桓公在长勺打了败仗，便任用管仲、宁戚而使天下得到安定。在困难处境中依靠贤人，相信贤者，发挥众人的才智，扭转被动局面，既摆脱困境，又能取得胜利。
“千里马”不同于普通的“马”，它应享有高于普通“马”的待遇。这样，它才能具有驰骋战场的威力并展示它飞奔千里的才华。同样，对待贤人，首先要尊重人才爱惜人才，人才才能被紧紧地吸引到自己身边。
古人提倡明主贤臣礼贤下士，“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者奚由尽忠哉？骥不自至千里者，待伯乐而后至也。”可见，尊重人才、爱护人才，是得到人才拥护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隋文帝杨坚建国之初，曾作书给当时德高望重的张羡，恳请他能入朝辅佐。见面时，身为帝王的隋文帝不让张羡下拜，并“降揭执手，与之同座，宴语久之”。张羡劝文帝俭约，文帝“优诏答之”。如此敬贤，从善如流，隋文帝能开创二十年兴旺局面也不是偶然的。人才能被任用，首先要被尊重，没有尊重与信用，一般人际关系尚难相处，何况君臣治政!
朱元璋在没有完全夺取天下的时候，就开始爱才、惜才。朱元璋认识到儒士对他取得天下、治理天下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尽管当时朱元璋仅占江南一隅之地，军粮不足，经济十分困难。但朱元璋仍然从有限的财力中拔出专款，为儒士建造了一座礼贤馆，以示尊崇。正是由于朱元璋尊重人才的态度，才吸引了大批儒士。一时韬光韫德之士幡然就道，共同辅佐朱元璋成就大业。
端正了用人思想，还必须有正确的人才实践。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好比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古今有作为的帝王将相、首脑人物和有识之士，都十分讲究用人策略。曾先后提出“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拘一格、出类拔萃”、“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知人善任”等精辟而富有哲理的人才思想、原则和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