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源自《孟子》，清朝重臣曾国藩继承了这一思想，并把它作为对待部属的准则和必须遵守的制度。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九弟来信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曾国藩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说：“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销算一次。”
曾国藩驭下术非常强调通过善待部属而得其心的重要性，正如《孙子兵法·地形篇》所说：“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渊；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我国古代不少名将，他们之所以能以少胜多，战无不胜，就是因为他们“视卒如婴儿”，爱护备至，故其部下心甘情愿为之赴汤蹈火，与之同难共死。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如何对待部属？曾国藩在对待部属方面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即是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投桃报李，连环相生，一句话就是善待部属，多为部属着想。
曾国藩帮助部下建功得赏，举荐升迁；僚属部下也帮助他扶危解困，兴旺发达。于是，湘军这个上不了台面的临时群体，才发展成为一个和衷共济、互相映衬、充满活力的战斗群体、使其“事业”的“雪球”越滚越大。曾国藩成大事的经验之谈是：要想取人为善，首先得先与人为善。正是由于曾国藩这种与人为善、好事想着部属的做法，才使得他摆脱了在家守制的不利局面，重新出山执掌权柄。
曾国藩在家守制的一年多时间里，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曾国藩离开江西时，太平军与湘军正处于相持苦战，九江、吉安、瑞州等城尚在太平军手中。但是，由于太平军的内讧，石达开先是离开湖北战场，后又率太平军精锐出走，湖北、江西的兵力大部跟随石达开而去。湘军乘机攻陷九江、瑞州、抚州、湖口、临江等要地，湖北方面的武昌等城也再度为湘军攻陷。湘军控制了两湖、江西的绝大部分地区，开始向安徽进攻。
由于湘军作战有功，其将领们一个个升官晋爵，今非昔比。到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胡林翼加太子少保；杨载福官拜提督；李续宾也官至巡抚，赏穿黄马褂。其他将领，也都得到相应的官衔。然而，在籍守制的湘军统帅曾国藩却仍然是原来的侍郎官衔。曾国藩虽说是信奉老庄处世之道，但相比之下也太悬殊了，心里不免激愤不平。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泉壤。”还说，湘军官员都“大有长进，几于一日千里，独余素有微抱，此次殊乏长进。”曾国藩亲手创建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立下殊勋，将领们升官扬名，他自己却在关键时划离开了战场，自然也就失去了立功扬名、光宗耀祖的大好机会。主帅离开了战场，前线将士却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对守制欲复出的曾国藩来说实在太不利了。
想到这里，曾国藩后悔当初非要回家守制。曾国藩曾想给咸丰帝上奏折，要求马上返回战场，但碍着面子，毕竟拿不起写折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