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河南道试御史傅应祯以尖刻的措词上疏言弹劾张居正，指责皇帝对余懋学的处罚太重。结果傅应祯的下场比余懋学更惨，严刑拷打至重伤后，被押送浙江定海充军。巡按辽东御史刘台见状，写了一篇题为《恳乞圣明节辅臣权势疏》的长文，指名道姓地弹劾张居正，说他斥责言官、植党行私、动摇国本，要求神宗抑损张居正的权力，以免滞事误国。
刘台本是张居正的得意门生，是新党的重要成员，如今竟然公然攻击张居正，令这位首辅异常难受。张居正跪在神宗面前，痛哭流涕，说：“刘台与傅应祯是同乡，无故对臣泄愤，希望通过弹劾辅臣，既可免于法责，又可赢得正直的名声。这就是臣被刘台诽谤的根由啊。开国二百多年来，还从没有门生弹劾老师的先例，如今却发生在臣的身上，真是无地自容，您就罢免我的职位，让我回老家做一个闲人去吧。”14岁的神宗连忙走下御座，亲自扶起张居正，动情地说：“先帝将朕托付给先生，您怎么能舍朕而去呢？先生尽忠辅佐朕，不辞辛劳，不图功利，苍天、祖宗尽知。请先生不必过虑，朕定当严惩刘台，以慰先生。”
很快，刘台被逮捕，受尽严刑拷打。神宗本来想对刘台施以廷杖，这是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一种惩处朝臣的酷刑，即用大杖毒打，受刑之人非死即残。张居正虽然是对刘台恨之入骨，但考虑到影响，还是强压心头怒火，请求神宗对刘台免予廷杖，改为削职为民。
在神宗和张居正齐心协力的反击下，旧党掀起的政治逆流被暂时击退了。但是，围绕张居正变法而展开的新旧党争并未从此销声匿迹。旧党在经过短暂而无奈的沉寂后，终于因为张居正父亲的去世这一偶然事件的发生而再次叫嚣起来，酿成一场轰动一时的“夺情”风波。
三、夺情风波
公元1577年，张居正74岁的老父在老家江陵去世。按照礼法，张居正必须离职守孝三年，这叫做“丁忧”。但是张居正怕他一离开，正在进行的改革会受到影响，便与冯保等心腹党羽作了一番策划，决定竭力促成皇上“夺情”，只让自己的儿子前去奔丧，自己留在京城继续任职。
【讲真，最近一直用咪咪阅读看书追更，换源切换，朗读音色多，iiread 安卓苹果均可。】
所谓“夺情”，是指在前线征战的将领，如果遇到父母去世，需要回家丁忧，但边关情况紧急不允许离开时，可以由皇帝指令不许辞职，这称之为“夺情”。此时的神宗皇帝虽然已年满15岁，大婚在即，但依然感到不可一日无张居正操劳国家大事，下诏“夺情”。
张居正的本意也是希望皇上“夺情”，但碍于祖宗旧制与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做出一番姿态，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疏，向皇上“乞恩守制”。而神宗当然是对张居正的上疏坚定不移地驳回，坚持“夺情”，并派司礼监随堂太监偕张居正的次子一起赴江陵营葬。为了造成声势，张居正授意他的同党给事中陈三谟、御史曾士楚等大批官员纷纷上疏挽留，夺情之举终成定局，张居正在家举哀，在官守制。
然而，“夺情”遭到了旧党的强烈反对。恰巧这时天上出现了一颗彗星，旧党于是纷纷上疏，说天将降灾，就是因为张居正违反常规，不为父守丧所致。翰林院编修吴中行对神宗说：“张居正父子分别已经19年了，而今父亲长逝于千里之外，您不让张居正回籍奔丧，这不但违背人之常情，也违背了圣贤之训和祖宗法度。如果想不被后世谴责议论，只有现在不做出格的举动。”
吴中行的这番话算是十分平和的了，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就没这么客气了，联名上疏说：“父亲死了，张居正还厚着脸皮赖在职位上。如果赶上国家有大庆贺、大祭祀的场合，作为首辅大臣，若回避，则不符合君父大义；若参加，则不安于父子至情。不知道那时张居正又将如何自处。首辅大臣本应该是纲常的表率，如今置纲常于不顾，还谈什么社稷之安呢？张居正位极人臣，反倒不守平常百姓之节，将来何以对天下后世？”
旧党们上疏谴责夺情，不但说张居正违背了伦理纲常，还夹杂着对张居正改革的不满情绪。张居正怒不可遏，便想对吴中行等人施以廷杖，冯保知道后，便将这个意思转达给了神宗。消息传出，顿时人心惶惶。礼部尚书马自强忙到张居正府上为诸人极力辩解，但张居正只是匍匐在孝帷里，敷衍他说：“我在居丧期间，管不了外面的事，请马尚书原谅吧。”
神宗于是降旨，命锦衣卫将吴中行等人逮至午门之外廷杖。吴中行因为言词平和，杖六十下，发回原籍为民，永不叙用。艾穆和沈思孝就没这么幸运了，各杖八十下，发边充军，终身不赦。